小會客室，只有白鈺獨自面對兩位遇難者家屬代表，韋昕宇坐在稍遠一點的座位記錄。
頭一次與書計距離如此之近，兩位代表都有些緊張。
白鈺鄭重其事道︰“大家都很忙，我們不說廢話直入正題。好端端家里有人遇難，很多正值壯年中年都是家庭頂梁柱，悲痛難過之情感同身受。出于對未來不確定的恐懼和慌張，向責任方多要點賠償也可以理解，這是站在遇難者家屬立場說的。站在責任方也就是公交、路橋等單位，對安全和危機的防範必須基于有限成本原則，即不可能為了極端的、概率非常小的風險而無限投入。舉例來說，大橋欄桿建成後肯定會腐蝕、風化、松動，單純考慮安全因素，五年換一次最穩妥，然而怎麼可能？現在車子撞上去斷了，作為遇難者家屬當然有理由指責並索賠，但我認為……我個人認為，索賠應該控制在合情合理的範圍，不能說你們認為自己有理就張口要上百萬而且不容協商，現在什麼都能上網查，建議你們多了解各地法院有關公共機構對于公民意外事故死亡的案例，賠償金額都在什麼水平。刨去律師費、調查取證費、訴訟費以及曠日持久的拉鋸戰，或許三年，或許五年，有多少人能堅持到最後？現任縣都去過現場，體會到家屬們徹骨的悲痛和絕望，幾年後換一茬領導誰還知曉？有人可能覺得每戶多給三四十萬對正府不算什麼，反正公家出又不用領導自己掏腰包，何必跟老百姓過不去？可賬不是這樣算的各位，我們要考慮今後再發生類似事故怎麼辦，說穿了就是賠償標準的問題，作為縣領導，我們要守好財政錢袋子其實也是全關苓人民的錢袋子，不能慷國家之慨啊。”
被他滔滔不絕說下來，兩位代表面面相覷都不知如何回應，半晌左側代表道︰
“白書計講得太……太……我們也不好再多說什麼，不過賠償總得有個解決方案吧，54萬肯定不能接受。”
右側代表道︰“交通意外事故連保險帶賠償都有八九十萬，還不是單方面責任。”
白鈺擺擺手，道︰“不要類比，也不要劃底線，這樣特殊情況造成的意外事故全國罕見，雙方都要拿出開放的心態來協商。我很忙，每天日程都有十幾項；你們這些日子也在談判上花了不少時間，大家都各自退半步別再陷入無休止的扯皮，行不行？”
左側代表道︰“只要讓我們這些遇難者家屬安心，我們也不想糾纏不休。”
“那我直接說補償標準，希望說出來後不要討價還價，不然我就放手不管了！”白鈺道。
兩位代表對視一眼，齊聲道︰“請白書計主持公道！”
白鈺道︰“第一，補償賠償打包金額從54萬提高到60萬……”
“啊，不！”
右側代表沖口叫道，左側代表拉拉他的手臂示意繼續听下去。
白鈺不以為意續道︰“第二，遇難者家庭有直系未成年子女，由民政部門贊助到18周歲，包括在此期間的生活費、教育費和大病救助；家庭有無工資收入、超過80周歲的老人，民政部門可協助申請孤寡老人救濟補助……”
左側代表深深點頭︰“我們始終只圍繞錢的多少，沒白書計考慮這麼細致，慚愧慚愧。”
“第三，針對11戶遇難者家庭，公交公司、路橋公司承諾提供共11個行政或後勤崗位，年齡在22周歲以上45周歲以下均可入職，待遇與普通員工一樣，”白鈺微笑道，“讓兩家公司一次性多賠幾百萬，畢竟是企業可能承受不了，但細水長流每月多支幾位員工工資是可以的，反正要招人，先解決困難家庭問題嘛，二位覺得怎樣？”
真是很意外的提議。
如果公務員、事業單位肯定是天上掉餡餅，現行“逢進必考”體制下也不會哪個領導敢這樣承諾；但公交公司和路橋公司又非純粹企業，實質相當于戴了公字帽的企業化經營的公共服務單位，遠比工廠、商場、私營企業穩當得多。
兩位代表低低商量了會兒，左側代表道︰“白書計提的三條，嗯，內容很豐富，也，也很切合咱們老百姓實際。事關重大，我們想回去向所有遇難者家屬做個通報，爭取統一起來盡快簽訂協議。”
白鈺頜首，道︰“可以就框架內的細節進行商討，但大方向最好不要變了，以免生出周折。”
這就是書計的威嚴，哪怕談判性質都可以居高臨下提要求，而兩位代表只能唯唯諾諾。
回到辦公室，白鈺吩咐尹昕宇道︰“請路過來一下。”
雖說同在一幢樓，兩個辦公室不過步行幾分鐘，平時書計和之間卻絕少串門；非但如此，常委之間若無特殊情況也不會輕易串門，這也是基層約定俗成的規矩——領導之間盡量避免私下接觸。
到了高層則有明文規定具體約束措施，不在書中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