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篇籍，或言文學創作，一旦情志義理確定後，隨之便是行文修辭的繁簡粗精問題。
單論行文修辭，究其根本，或剛或柔，抑或剛柔兼濟，都取決于體裁體例；然後，才是審時度勢的抒發情懷和辯別理論。
文章體裁盡管可以決定作品的主旨意向，但是具體到文字方面，必定有長短多少的取舍，這時候起決定作用的就是具體時事的著述需求了。
若舉例說明，就像駕車行路，車道路線一般都有主路和岔道，所謂輕車熟路，最容易馬到成功。
所以針對文章的熔裁，就是像是輕車熟路；
“熔意”就是首先要
“熟路”，而
“裁辭”亦如
“輕車”啊。因此，本文中的
“熔”就是明確文體的目標和路徑，而
“裁”就是去除任何不必要的輜重累贅，並且還要時刻防範誤入歧途。文學創作中，裁辭就是祛除辭藻的污穢雜亂，而熔意則是義理的提綱挈領。
譬如木匠制器，使用繩墨規矩，才能準確方圓短長；亦如斬木為輪，需要刀砍斧剁，方能去掉雜亂無章。
人體的發育畸形或贅生物，像駢拇枝指或息肉腫瘤，不但模樣奇特，而且形式豐富，卻純屬多余，甚至有害于健康。
所以在文章中間，如果一個中心意思兩次出現，或同樣修辭文句重復再三，則如同人體的發育畸形或贅生物啊。
人們在提筆寫作之初，通常都是千頭萬緒而思慮紛繁。但是，人的內心思想，並不能像秤盤天平一樣，隨時隨地都可以準確把握輕重緩急。
因此，凡提筆書寫時，首先應該明確這樣三個原則或標準︰一是依據寫作目的，明確選擇合適的體裁、體例或文本格式；二是要態度端正，在此最為緊要者，就是必須明確情志義理的中正典雅之所在，然後再去就事論事或稽查例舉；三是任何文章中的關鍵文句，或結論性部分，都必須要精煉措辭造句，目的就是為了明確和突出主題剛要。
依從上述原則，一旦形成草稿後，再進行作品的增減潤色。所謂
“增減潤色”，如同制器木匠一樣，于繩墨之外，無論是多麼稀缺珍貴的材料，也要痛快下手，必須忍痛割愛。
因為只有剔除多余，才有可能渾然一體。文學寫作，如果貪戀浮詞美句，必定枝蔓叢生，亦如同駢拇枝指或息肉腫瘤一般。
在上述三個標準之下，又如何去斟酌推敲字句呢？文句，如果還能夠增減，就說明還存在疏漏或不夠嚴謹；字詞，如果不能刪減，才證明達到了縝密緊實。
凡屬于精確論斷或關鍵語句，一般都應該講究簡潔凝練。若是思維奔逸或例舉想象，通常必定會是言辭繁復。
然而，落實在具體文章中間，至于或簡或繁，確實因人而異，而且各有短長。
例如︰有的為了引申議題，可以把兩句話展開來，以至于成為一章；而有的為了簡約精煉，反而可能將一章凝結成了簡短的兩句話而已。
另外，一般情況下，一旦文思遼闊鋪陳，則必定繁言多語；如果文采干練精致，也就必定簡約明快。
所以說，
“文采干練精致”不過就是除去多余的字詞文句，得以保留明確的思想觀點；
“文思遼闊鋪陳”則是通過繁復多樣的文辭語句，來凸顯意欲表達的主題思想。
然而，刪減字句後，如果導致了文意缺失或理解上的困難，那就不是簡潔干練而是缺陷錯誤了；同樣，如果繁言鋪陳變成了重復嘮叨，那就不是文思遼闊而是紛亂雜蕪了吧。
兩晉時期，謝艾（祖籍敦煌東晉前涼酒泉太守福祿侯前涼儒生名將）和王濟（晉文帝司馬昭之婿西晉外戚官至驍騎將軍侍中），都是山西的名仕文人。
張駿（公元307-346年籍貫涼州字公庭五胡十六國時期前涼君主在位22年）曾經夸贊︰謝艾的作品，盡管文辭繁多，卻不能刪減；而王濟的文章，盡管內容簡略，卻也不能增益。
謝艾和王濟應該是深諳熔意裁辭的精髓，可說是將語義文辭的繁簡多少真正做到了極致啊。
然而，像陸機才華橫溢，但偏于繁辭贅句；而陸雲文思欠佳，卻喜好語句簡潔。
陸雲曾評價陸機的文章，雖然也指出來文多辭繁的問題，但卻認為屬于別出心裁而不是缺陷弊端……這大概是兄弟情深，愛屋及烏吧。
生活之中，用美麗織錦裁剪成衣，總不能因為布匹質地美麗優良，就把領口袖子都無限加長吧。
所以，像這種質地精美的東西都必須因時因需去裁剪短長，更不要說那些普通拙劣的材質了。
陸機在他的《文賦》中說過︰奇偉樹木的枝蔓不必修剪，因為可以招來翠鳥棲息，鄉音俗調不必禁絕，或許能夠成就高雅音樂。
陸機這種觀點並非一無是處，其缺陷就在于不能忍痛割愛。人體有數百的關節骨骼，他們都是為了保障榮血衛氣的周流通暢，因此才會有健康長壽。
文章雖有千篇萬律，卻終歸離不開文辭情志。文章寫作，如果達到情理周全而不是繁文贅句，如果辭藻變化而不成為浮詞奢靡，如果不經過熔意裁辭又怎麼可能彪炳千秋呢？
總而言之︰文章篇籍如同門戶窗口，唯有左右開啟，方能自由通暢。文理辭藻恰似江河湖海，如若任意流淌，必定泛濫成災。
內容多少需權衡，色彩濃淡要琢磨；熔意裁辭尋常事，憐香惜玉煩心人。（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