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候，起碼唐堯、虞舜時代，在帝王與大臣之間，凡探討政治事務，都還是面對面的口頭交談。進入秦朝和漢代，君臣或王侯之間，以往的當面對話已經變成輔助手段，主要交流方式被稱作“上書”的奏折所替代。因此在當時，凡是遞交皇帝的書面材料，無論談政治、提建議還是通報緊急情況或者告狀控訴等，一概統稱為“奏”了。
何為奏呢？“奏”的本意就是“進”，而且特指自下方往上方遞交的樣式。上書成為“奏”，起始于秦朝，當時因為崇尚法家的治國方略，所以奏折內容偏重于簡單實用而缺乏文采。像王綰（出生去世歷史記載不詳任秦國丞相位在呂不韋與李斯之間）的《奏勛德》，言辭質樸而敘事明快；而李斯的《奏驪山》，雖是匯報工作進展，但卻沒有一字多余，只有開門見山！貌似言簡意賅，毫無炫耀辛苦勞頓之矯情，事實上一切功勞業績、宏大工程和驚人成果，不僅一覽無余，尚且歷歷在目。通過這兩篇文章，秦朝的政法體系，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方面，都缺乏溫和、仁慈、雅量的本質特征，即可窺見一斑。
進入漢代之後，“奏”也被稱為“上疏”，內容上開始偏好儒家的中正典雅，其義理不但頻繁出現于優秀作品中間，而且文辭亦多見博雅華麗色彩。譬如賈誼的《論積貯疏》、晁錯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溫舒的《尚德緩刑書》、谷永的《說成帝距絕祭祀方術》等，不僅情真意切，而且文辭舒暢。由此可見，“奏”這種文體發展到西漢時，不僅被大家完全掌握，並且能夠十分靈活地運用了。所以東漢時期，文人雅士只有在庸常偏頗的奏折中，時而涌現出來一些妙思嘉言。例如楊秉的《因風災上疏諫微行》，其耿直敢言近乎犯忌不諱；陳蕃的《諫封賞內寵疏》，其諍言鐵骨足以振聾發聵；張衡的《表求合正三史》《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不合事》《請禁絕圖讖疏》等，其匡正史錄可供比較借鑒；蔡邕的《上封事陳政要七事》，其國事建議如同指點江山。像這樣一些作品，不僅僅因為他們擁有了深厚淵博、中正儒雅的知識理念，根本在于當時具備了風清氣正、光明磊落的文化氛圍，所以他們才有能夠如此敢作敢為。
曹魏時代，文人薈萃，因奏折而聞名者，依然層出不窮。比如高堂隆（復姓高堂名隆字升平三國魏明帝時官至光祿勛）的《星孛于大辰上疏》、黃觀的《教學疏》、王朗的《奏宜節省》、甄毅的《奏請令尚書郎奏事處當》等，都堪稱恪盡職守而慷慨進言的杰作吧。
至于晉代，可謂多災多難，司馬氏朝廷一直處于顛沛流離之中。在這期間，像劉頌（字子雅西晉惠帝時吏部尚書）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暢談古今故事可謂言語殷切；溫嶠（字太真東晉文人成帝時驃騎將軍）的《上太子疏諫起西池樓觀》，勸誡奢侈言論格外務實懇切。所以，他們兩者的作品，都屬于精忠為國而又言語誠懇的奏疏典範吧。
綜合上述，奏作為一種文章體例，其根本特征就在于態度鮮明和立場公允，並且還要誠實篤志。論其創作的首要難點，其實在于思路能否始終通達以及辨析是否保持自然流暢。若能做到如此程度，不但要有意志堅定，還必須能夠務實求真；不但需要學識淵博，還要能夠旁征博引。究其根本，就是通過融匯古今和刻意去繁就簡，于據經窮理之中，最終達到“上書”的預期目的。這才是此類文體之所以存在的價值意義。
“奏”還有一部分內容，主要針對錯誤或罪行，給予檢舉揭發，由此達到公正執法和清風理政的理想目的。姬周時代的“太僕”一職，就是專門負責監督和檢舉可能出現謬誤的官員。而在秦朝時的“御史大夫”，不但要掌控法令準則，並且還要隨時監察、揭露和整治風紀。漢代的“御史中丞”，則是總管彈劾罪責，兼有督查追究。所以說，無論是誰處于這樣一種即需要明察秋毫還需要隨時擒拿搏擊的位置上，不但需要磨礪眼光氣度，還要擁有能夠筆端風起以至于簡牘凝霜的語言能力啊。翻看孔光（公元前65-公元5年字子夏曲阜人西漢後期大臣孔子14世孫）彈劾董賢的奏本，列舉罪行可謂事實清楚；路粹（字文蔚漢末文人）針對孔融罪名的指控，完全就是誣告，純屬嫁禍于人。由此可見，同樣是彈劾性奏本，儒家名士與奸佞小人之間，卻有天壤之別。所以說，西晉的傅咸（公元239-294年字 虞北地泥 人傅玄之子曾任太子洗 尚� 邑┬ 分胸┐齲 湫願窆 卞木 牢謀室采羈潭 渙羥椋歡 踮螅 73-333年字大連彭城人起家秘書郎後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雖然個性嚴峻而不畏強權，但他的彈劾奏折，卻顯得迂闊粗淺。其二者之所以有這樣的差距，根本在內在志向和誠摯程度不同。在他們之後的“奏”類文章，基本都是相互比對參照，只是伴隨具體使用情況，從中有所更新、補充和發展。但是他們與古代作品比較起來，無論格式還是內容，其實變化不大。
如何看待彈劾性奏本中時常存在的中傷、誣陷或謀害的問題呢？毋庸置疑，凡制造鎧甲目的就是為了保障人身安全，而制造弓箭卻是為了傷害生命。所以在目的上，原本就是為了檢舉控告的彈劾性奏本，勢必需要寫得深刻、尖銳和嚴峻，這其實就是責任本分之所在吧。另外，毋庸諱言的是，像《詩經•小雅•巷伯》中亦有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把不守本分的人投食豺狼虎豹吧）；而《禮記•曲禮上》里則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鸚鵡即便會說話還是飛鳥，猩猩再會說話仍是畜生，現在的人如果沒有禮貌，即便會說話也不過是衣冠禽獸罷了。）；再如《墨子•非儒下》中，便用“羝羊”“賁豕”來諷刺固執己見的儒家；另外，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像“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尖刻話語，赫然在上。既然在《詩經》《禮記》或儒家或墨家的經書論典中間，尚且有如此口無遮掩的話語，那麼在用于檢舉揭發的奏折里，即便出現抵牾之語，也勢必難免啊。然而，據實而論，凡世間文人篇籍之中，若存在相互貶低、吹毛求疵或刻薄刺骨，尤其假借于此來展現自我善罵風采德行者，其實已經失去了中正姿態，更談不上典雅風韻了。即便像彈劾性奏本這樣一種旨在求全責備的文本體裁，若能夠敞開禮儀大門，事先高懸規矩方圓的標準利劍，並且標示出來十分清楚的路徑、程序和規則之後，若還有逾距僭越，或說超越紅線者，即便不打斷腿骨，也要砍掉腳趾……若能如此，又何必爆粗口，或切齒詛咒，或含沙射影等，由此刺激和助長了藏污納垢的不良文風呢？其實，凡撰寫文章，之所以要求“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大意是；樹立典範，統一規則，明確主題綱要。）其實質，就是在“義理”上，務必遵循“典籍”，而在“文辭”上，必須恪守“風範”。若將這樣一種體例規範落實在彈劾奏文上，就是要有法家一樣的嚴謹刻板，而又要有儒家的文采修飾，再就是在不畏強權基礎上，還要有墨家執著信念，敢于蔑視一切歪門邪道和陰謀詭計之後，並且能夠始終堅持直白、簡練、明說的膽識、氣度和眼界。這才是專門掌管彈劾奏章的宮廷官員，應具備的職業素養和人格魅力啊。
何為啟呢？“啟”就是“開”的意思，即打開、敞開、釋放出來。《尚書•說命上》記載︰“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大致意思︰敞開你的心扉，溫暖我的胸懷，如同藥到病除。）這里面的“啟”就是“打開”的意思。在整個漢代，因為漢景帝名諱“啟”字，所以官府沒有“啟”這種文本體例。到了曹魏時期，宮廷中一些來往信札，開始稱作“啟聞”，而且在一些奏本最後，還會附言“謹啟”。晉代以來，“啟”這種文體特別盛行起來，並兼有“表”“奏”的功用。在論說國家大事方面，“啟”像是“奏”的枝條，而在謙讓謝恩之際，“啟”儼然成了“表”的主干。所以說，啟作為一種文體，能夠寬嚴適度、簡潔明快而且拒絕浮夸，這就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的基本要點吧。在呈報朝廷的奏折中，還有一種特殊而又特別的規定，這就是必須要保持中肯確切的文本格式，專稱叫作“讜言”。
何為讜呢？讜的本意是直言，就是不偏不斜的言論。《尚書•洪範》上有“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大致意思︰王道只有公平公正才可能公開暢通無阻。）所以，標識為“讜言”的奏本，旨在提醒必須中正而不能歪曲事實。《漢書•敘傳第七十上》記載，漢成帝曾有過這樣的感慨︰“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我很久沒見到班伯，今天又听到直言了。）這里“讜言”就是“直言明說”的意思。
在漢朝期間，還設置過一個名為“八儀”的精通音樂的部門和官員。他們的職責，類似“聞樂知政”的實踐者，對于天文、地理和人間可能預示吉凶變化的征兆，都會秘密呈報皇帝，而且像這樣一種奏本，都是被密封在黑色袋子里，被稱作“封事”。另據《史記•晁錯傳》記載，當年晁錯跟隨濟南伏生學習《尚書》後，專門給皇帝匯報此事，並稱作上“便宜”。隨後，凡奏本稱為“便宜”者，如同“封事”一樣，都屬于秘密性的奏啟。《周易•蹇卦•象六二》說“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作為大臣戰戰兢兢而舉步維艱，不都是為了自己啊。）所以，凡為臣之道，就在于正直敢言啊；另外，《禮記•中庸》說“其人存，則其政舉。”（忠誠道德的人存在，政治才可能清明。）因此，作為通達宮廷的奏啟，究其根本所求，也就不言而喻了吧。
總而言之︰有司清白靠正直，整飭風紀須監察。奏啟筆鋒如干將，墨色凝重似斷腸；刮骨 毒為活命，讒言害人斷生路。出謀劃策陰陽事，從來勝任有幾人。（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