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權利得不到制度化保障的當下，公平正義已經成為極其稀缺的匱乏資源。 隨著民智已開，民眾的權利意識已然覺醒，其對公平正義的渴望就愈發強烈，在這雙重因素之下，與民眾利益發生直接接觸的部門就成為了民眾怨恨和報復的重災區，如公安局、法院、基層政府等等。二十一世紀初期，僅僅十幾年爆發的一系列惡性案件很大程度上都與這些部門相關，如楊佳襲警案、雲南巧家爆炸案、貴州甕安事件等等。
在中國，不被制衡的權力和受箝制的輿論讓民眾在公權力面前有著天然的劣勢，這種懸殊的力量對比使得公權欺民之甚以致無所顧忌。民眾在自身權利遭受侵害之後無法得到有效及時的輿論救濟和司法援助，當所有依法維權的途徑都被堵死，單個個體耗費所有個人資源並窮盡全部合法維權途徑而依然無效之時，民眾只好鋌而走險，走上暴力報復的不歸路，此之謂“逼上梁山”。
可以說，民間日益崛起的暴力維權反映的是民眾的絕望和無奈，而這種民間暴力與國家暴政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國家暴政是催生個人暴力最邪惡的土壤，它們是一對孿生兄弟，二者就如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之所以有水泊梁山上的那群亡命之徒，正是因為有東京那樣一群魚肉百姓的高俅。
因為國家暴力的肆無忌憚，所以才促使個人暴力的鋌而走險，在面對暴力事件之時，只譴責暴民而不反抗暴政的這種做法顯然難逃懦弱與投機的嫌疑。
近年來，由農村征地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已經成為村民與基層政府的殊死博弈，而頻頻爆發的**更是城市拆遷中市民用血與火書寫的絕望抗爭。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就算再三譴責制造爆炸的冀中星又能怎樣呢？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子的話，在穿越兩千多年的帝制中國後，竟然還是如此有穿透力——帝制沒有了，但中國還是那個中國。
國歌里有一句唱的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都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我想問下，這首國歌創作的年代背景、歷史背景是什麼樣的？是否可以與現代同日而語？過去，政府一心一意為人民，可是現在的政府，只看到了“一心一意為自己，踏踏實實貪污，兢兢業業受賄，嘴上唱高調，背後數鈔票！今日公事明日做，明日出事別人錯！”這樣的政府真能得到全中國老百姓的支持？每年都是這個長貪污那個長落馬，一年落馬幾十人，一人貪污多少？
小官小貪，大官大貪！
為什麼美國公民可以私人配槍？那是因為威脅不到美國 政府，因為美國政府給美國人民有很多實際的實惠，而中國人民為什麼不讓配槍？因為配槍了，第一個顛覆的就是cctv調查的民意支持率高達99.9999999％（這數據真是能讓人吃不下飯，原來我們的老百姓如此愛國，怪不得會有八千萬黨員，怪不得是世界上第一人數的大黨）的中國政府，這不是不可能的吧？這樣的話，支持中國政府的，還會有多少?
放棄暴力維穩，走憲政之路，或許走出帝制中國的最佳路徑，也才真正是國家之幸、民族之福！
鐘成要讓共和國重新變回帝國，他做到了，非常輕松的做到了。林婉芸大概不會想到她培養的親信會叛變，畢竟這是她十年的積累，她每天都會親自接見一批來訪百姓，以示親民，這一天，她接見了鐘成。
稍稍交談幾句，她就發現鐘成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鐘成問了一個非常廣的問題︰“主席，我想問你，是老百姓的民生重要，還是國家的強盛重要？”
“國家強盛了，民生不就上去了？”
鐘成笑著搖頭︰“主席，你把一切想反了，只有老百姓生活安定，國家才能穩定，這樣所有的一切才會走上良性循環。主席，共和國在走著重工業和軍工企業發展的道路，國力在飛速發展，但忽略了老百姓的聲音，他們需要發聲，需要政府見證他們的苦難。”
林婉芸淡淡道︰“也就是說，共和國的基本國策需要改一改，以便更適應老百姓的需求？”
“難道不是嗎？”
鐘成已經再無談話興趣，起身道︰“告辭了，主席。”
林婉芸坐著不動，等他走到門口，忽然道︰“能不能告訴我你的名字？”
“鐘汗青，我只是一個普通得再普通不過的平頭老百姓，可以任由政府宰割不敢還手的賤民。”
一夜之間，林婉芸還來不及反應，整個中央政府的臉都變了，本來熟悉的臉雖然還是那樣熟悉，但他們不再對她畢恭畢敬，而到了年關，各大軍區、戰區首長進京述職，卻報告的不是軍區建設情況，而是老百姓的民生維艱。甦門答臘島總督陳卓在海外已經待了十多年，按理說該換人了，避免造成割據現象，這次進京述職他就自動請辭，並推薦主席秘書長謝海陽接任。
謝海陽有沒有能力不重要，關鍵的是他乃元首心腹，值得信任，在海外任職相當于古代“裂土封疆”的王侯，必須找一個信任的人才行。
林婉芸同意了，沒想到謝海陽剛剛接到委任書，並趕往廣州，在廣州灣登船的時候，政變發生。
這一次政變比曾經的明帝國轉變為共和國還要突然，還要溫和，一點兒血都沒有流，林婉芸被以三軍總參謀長劉誠志大將為首的軍人兵變囚禁，隨即中央政府的高層皆表示“無任何異議”，然後進京述職的地方大員，包括政府一把手、軍事一把手以及當擺設的地方議會一把手，全都向劉誠志組建的過渡性臨時政府宣布效忠。又是一次政變，上一次政變中國從帝國轉為共和國，這一次又從共和國轉為帝國，是倒退，還是進步？
都說帝制是落後的政治制度，但為什麼能延續數千年而不倒？因為老百姓需要一個看得見的領導者，需要一個精神信仰，自從政黨出現，政黨便代替了皇帝成為老百姓新的信仰，但不可否認，中國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改革，難道真的將老百姓改造成“新新人類”了嗎？
這是不可能的，思想如果那麼容易改變，英國會用了幾百年的時間來實踐開啟民智，走上憲政之路？
劉誠志大將對外宣布，中華聯邦民主共和國更名為華夏帝國，簡稱“華”，並請朱明皇室的天和皇帝朱清嚴登基，重新樹立新秩序。恢復帝制當天，就有全國各地的學生進行游行示威，憤怒地指責“帝制乃倒退，是開歷史之倒車”，要求政府立即回歸共和，可惜，自古掌握話語權的都是一小部分，學生們可以憤怒，但無濟于事，他們左右不了政府的決策。
劉誠志見事態嚴重，想調兵鎮壓，在南京的朱清嚴阻止了他，並發表了他一生中最為著名的演講，因為地點是在雨花台區演講的，故稱“雨花台講話”——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帝國的定義，古代帝國誰都知道，一個皇帝，一群大臣，然後治國，治得好就是治世，治不好就是亂世，然後改朝換代。新世紀帝國是一個嶄新的國家，不同于古代王朝，我們走的絕不是曾經走過的路，歷史輪回，中國重新變為帝制，這是不是又一次歷史的重演？
“在回答之前我想先說一點，中國的民眾確實受儒家糟粕的影響很深，中國民眾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很缺乏民主的思想，但這並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我們的制度並沒有所想的那麼先進。相反，無論是帝國，還是共和國，它存在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它是有一定的病態的。
“首先您要看到的是，無論是我們讀到的各種不公平社會現象，你讀到最多的是什麼？無非是媒體曝光之類，全國震動，影響極壞，驚動中央，領導指示最後再解決的，中央的政策是中南海政策，有些一入地方既走入死胡同，這種政策與實踐鏈條的斷層，弱勢群體生命財產安全無法通過法律渠道得到保障，難道不足以說明我們的制度在某種程度上生病了麼？
“我覺得美國的民主意識相當強，但是別忘了，‘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國從來就沒有經歷過封建社會，那片土地本來就由移民開墾，它一開始的精神就是冒險、探索與創新。美國軍隊不是沒有開槍射殺過示威游行的群眾（1877年鐵路工人大罷工），美國也有過野蠻的“強制拆遷”（1830年代開始實施的“印第安人遷徙法”），美國煤礦工人也遭受過層出不窮的礦難，美國19世紀末也存在普遍的‘買官賣官’現象……可以說中國今天很多引起大家憤慨的事美國都經歷過，美國已經建國230多年，而中國經歷了太多困難，一次次的倒下，雖然在二戰中崛起，共和不到十年，結果重視的又不是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又怎麼能得到民心支持？
“制度是需要逐步改良的，而不是一口吃成個胖子，美國的偉大不在于它的歷史沒有污點，而是它的國家機器在‘制衡’這一方面做的太好了。這恰恰是中國缺乏的，我們的制度有太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因為核心權利缺乏人民的監督，或者人民不敢也不知道怎麼去監督核心權力的運作。你能想象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議會議員，包括很多基層的人民當面對財務部長達幾十頁的大堆專業詞匯的預算表的感覺嗎？這就是細節問題，哪怕是像美國權力制約的這麼好的國家也是有權力制衡失靈的時候，別忘了他們的奴隸制曾長期得不到解決，3k黨甚至猖獗一時，慘絕人寰。
“包括西歐很多國家的民主改革也是存在一定偶然因素的，比如英國，如果不是當時的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的勢力剛好相當，誰也掰不下去，不得不找國王這個制衡點；如果不是那場紅白玫瑰戰爭把封建貴族的勢力消滅殆盡，說不定今天的英國就不存在了，而是四分五裂了，包括現在愛爾蘭島的人還是不屬于英格蘭島的人。
歷史的發展脈絡已經這樣，民主的過渡不僅是國家的事，還是每個公民的事，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因為任何一個利益集團都不可能放棄既得利益，僅僅為了一個民主國家的空口號。
“進步是顯而易見的，恢復帝制，不是倒退，而是是要逐步整合政府與議會，使之兩者平衡，聯合解決一些問題，民間資源的整合也正會發展。
“但我們應該看到的是中國人自古就是一個把實用理性發揮到極致的國家，而民主需要的不僅是自掃門前雪的功夫，還需要‘就管他人瓦上霜’的堅定立場，不僅我要維護我的權益，並且當你的權益收到威脅時，我還要堅決維護你的權益，這實在有一條太長的路要走。這不是消滅的問題，它已經融入了很多中國人的骨髓，中國永遠不可能和美國一樣，中國肯定得有中國自己的模式。還有很多參照西歐民主模式來的國家，不是內亂，就是血腥屠殺，要麼種族清洗。
“很多東西都是需要探索和實驗的。
“至于歷史上中國人是如何形成奴性的，呵呵，這個問題我恰恰于中國文化史中思索過。總結出來就是︰你發現了吧？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中國這麼漫長的帝國封建歷史，幾千年啊，從夏朝開始一直到清王朝，有幾次農民起義是真正成功的，又有幾個皇帝是從農民做起黃袍加身？而那些農民領袖一旦走上權利的高位，所想的便不再是農民階級的利益，而是開始新一輪的專制權利，唯我獨尊。中國人民在幾千年封建皇權的奴役下（無論是身份還是精神），養成了一個共同的認知，那就是當金字塔最頂端的是明君的時候，百姓就有好日子過，當權力頂峰是昏君的時候，百姓就沒有好日子過。
“‘國不可一日無君’，你會很悲哀的發現，中國人是期待有這麼一個人來管自己的，因為若沒有人管的話，‘國將不國，生靈涂炭’，並且祈求上蒼，這個人最好是一個明君，如若不是，也只能默默忍受，因為反抗的下場可能是死路一條。而根據中國人歷來的實用理性思想，只要不到最壞的那一步，一切都可以忍，地方上的百姓則祈求自己能遇到一個清官，如果運氣不好，是個貪官，那貪就貪吧，只要別太過分，只要還能辦點實事，只要能讓大家有活路走——實在不行，便祈求有個好的欽差大臣能懲惡揚善。
“在這一切的過程中，都沒有太多人意識到要靠自己的力量去組織一個權力制衡的力量，這股力量能代表大多數底層階級的利益，當他們的權益受到危害時，這股力量能成為保護他們的武器，去抵抗不適合的上位者。現實也不允許，在一個封建皇朝你想去扭皇帝的胳膊，那簡直是找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權力的頂峰就代表你擁有整個國家，你可以主宰任何人的生殺大權。
“這種好只是因為沒有人民的監督，沒有一個平衡的力量去制衡。雖然如黃宗羲顧炎武之輩已意識到君權的巨大危害，但是幾千年的毒瘤豈是一朝一夕可以更改？所以到今天，有些長輩談起共和國主席林婉芸還戲稱其為‘天子’，當一個人遇到官司的時候，他想的不是通過正當的法律途徑搜集證據而是考慮動用人脈。這種奴性實在由來已久，而且不得不說皇朝的同志們太聰明或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實在時運不濟，往往還只冒個苗頭就已經被專制的力量把這種潛在的‘危險’扼殺在襁褓之中了。此外，那個讓很多人深惡痛絕的‘閉關鎖國’政策也加深了對這種奴性的鞏固，看不見別人怎麼樣，也就認為自己其實還過得蠻好的。
“帝國在位者們共同的權術之一，就是把百姓變成可供自己驅使和魚肉的‘奴僕’，無怪乎林主席執政時間對學校和老師封殺的那麼厲害，知識養‘刁民’啊，她自己是最清楚知識和民主思潮的厲害的 。
“我感嘆，如果從大明帝國開始，資產階級的力量能發展壯大，中國很可能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可惜資產階級的萌芽遇到的不是封建的末路而是封建皇權的頂峰。
“改革至今，發展已經非常嚴重的公款吃喝問題，這在美國和西歐是不可能的事，但這種‘接待費’就是基于中國國情而來，而這個所謂的中國國情還不是幾千年來形成的官僚習氣和所謂的關系學？
“身邊總有人感嘆英國的大臣會因為多申請了那麼幾百塊的補貼而辭職，美國紐約州的審計長會因為公車私用而落馬，其實這關個人道德水準沒什麼事，如果中國像美國那樣前面有議會管錢包，後面有法院拿手銬，你看誰敢，說到底還是制度問題。從一開始改革，天佑皇帝就強調三權分立，但至今也沒有做到，國家制度數次轉變，如今又不得不變回帝國，這實在不是中國特色制度真的就不如三權分立，而是在很多具體操作和實踐中，那就是一好听好看的擺設。
“我們的司法還沒有真正獨立起來，司法機構和政府機構的利益牽扯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當政者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只是那一刀狠切下去肯定會引起各方利益集團的反彈，到時候不但政策推行不順如一紙空文，而且會讓矛盾加深不利于社會穩定。
“一定的政治制度總是和一定的政治文化相對應，民主改革也是如此。對于中國的改革現狀為何如此，中國人的‘權利意識’和‘責任意識’其實並不均衡發展，很多人覺得政府做的不夠好，國家對不起自己，卻很少有人各司其職的完全按國家規章制度辦事，或者是因為‘中國國情’下這麼做很容易吃虧吧——其實日積月累、逐漸積累並慢慢改良的“公民式參與”很重要，物質基礎很重要不錯，但權利與責任的意識更重要，這也有賴于教育制度的進一步改革。
“這實在是一個復雜而深遠的議題。
“我想，當有一天，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敢于因為政府一項政治措施的失當而將政府告上法庭，因為某項制度的不公而上訴，因為警察類似‘躲貓貓’、‘喝開水’、‘強制拆遷’、‘打錯認人’這種與自己無關的事而走上街頭抗議或是給政治家寫信表達自己的不滿等等，也許中國的民主改革已經進行的差不多了吧……”（m.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