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晶是我和二姊隔絕60年後的第一個聯絡員。---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她1995年被公派到美國康州大學一個實驗室參加科研工作，在美國生活了半年，歸國之前，她約集在美的兩個表兄弟三人同去加州的聖荷西探望她的二姨、我的二姊。回國後她帶來信息，二姊希望我去美國相聚，晶晶也極力主張我前去。轉過年來的秋季的一天，二姊的獨子載華來到我家。他是在美留學學化工的台灣學生，畢業後在東京分部任白領職工，後又轉派到上海的機構任職，這次借出差到北京的機會，到我家來認親。載華還給我帶來一個重要信息︰我在丹麥的弟弟（汪協熙）也將在當年9月到美國探望二姊。機會太難遇了，若這樣，我們姐弟三人就可在聖荷西相會。我終于確定了到美國的探親之旅。載華答應給我送來往返的機票。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獲得赴美簽證是不那麼容易的。北京的美國使館門前，每天都排著長長的隊，人們耐心地等待著進去申請一個前往美國探望親人的簽證。但總有不少人被拒簽，理由大多是懷疑有移民傾向。1998年我的外孫媳婦洪瑩申請赴美與我外孫小海團聚就是兩次被拒簽，第三次申請才拿到簽證的。我去使館簽證之前，晶晶說，你一定要告訴簽證官，你是去與60年未見的姐姐團聚的。那一天，我早八點就站在隊里了，快到中午才見到簽證官的面。他例行公事漫不經心地問我︰到美國去做什麼。我用英語同他對話。告訴他，我要去探望姐姐。我們在抗戰開始的1937年分手後有60年沒見面了。她是從台灣到美國去的。這位簽證官瞪大了眼楮，沒說二話，在申請表上蓋了印，簽了字，並祝賀我們姐妹將要實現的相聚。看來，我們的傳奇經歷和親情也感動了這個美國人！
飛機里一聲鈴響，一位空姐端端正正地站在機艙的門前宣布︰飛機到達了舊金山上空，就要開始降落了，請系好安全帶。
我從迷迷糊糊中一下子興奮起來，腦子也活躍起來了︰有60年了吧，二姊已經80多歲了，她還能認識我嗎？協熙弟變了點沒有？翻來覆去，不知想到哪里了。
我一個人推著行李走近接機的人群，緊張地張望著……走著走著，望見一位裝扮漂亮的老太太，我一下就認出是二姊。她比我想象得年輕多了。我們兩人雙手緊握，站在一起互相望著。60年了，真是感慨萬千……旁邊站著臉上堆著笑容的協熙弟和文風，還有幾位我不認識的人。大家團團圍著，熱熱鬧鬧。
在美國她家里，二姊陸續詳細地對我敘述了她來美國定居的前前後後。
她五個子女長大成人後，都定居在美國，成家立業，入了美國籍。台北的郭府成了空巢家庭。一次，錦蕘摔倒在地，二姊去扶他，怎麼用力也不濟事。她急忙打電話向朋友呼救。這次事故驚動了子女，二老同意到美國同二女兒簡內特（以下略稱“簡”）和女婿（美國人“瑞”）同住。美國人的習慣是不同父母同住的。他們二人表示自己年富力強，二老有病痛時，有能力伺奉盡孝。簡還保持了中國人的盡孝傳統應是可貴的。
二姊說，簡瑞夫婦經濟不很寬裕，來美國之前，由她出資擴建了聖荷西的住房，增建了樓下與客廳相接的兩大居室和衛生間，供二老住用，他們夫婦仍住在二樓。她還出錢給簡買了日本品牌的汽車。日常開支也都由她負擔，交給簡經管。
我第一次住在二姊家，一下住了一個多月。她雖然已進入高齡，生活情趣依然飽滿，不像老人。她很注意打扮，用各種化妝品已成習慣，穿著比較入時講究，只要有人開車，她就高興出去逛公園、去超市、上餐館。每次出去游覽，總要在餐館進餐，最多的是廣東風味的，有時也吃越南菜，越南菜我還是第一次品嘗呢。那時，在國內我可沒經歷過這麼頻繁的“下館子”的日子呢！
簡開車送我們去市內的“老年人中心”（相當于我國的老年人活動站）。那天來中心活動的人很踴躍，不少是華僑，有從台北來的，也有大陸來的。我們參觀了中心的各種設施，二姊打了一會兒麻將，又去跳了幾圈交誼舞，中午享用了一頓免費的西餐。她興致很高，也很滿意。我發現她一般不同旁人答話，雖然她接觸的大多是從台北來的中國人。
她家請了一對土耳其籍夫婦每周來打掃一次衛生，還有一個半天的幫工。晚餐比較考究，一位從越南來的婦女幫助簡和瑞做晚飯，準備次日的飯菜。簡對我說，媽媽要求晚餐要夠標準，兩葷兩素，有干有稀，主食多樣，每晚我都像在做客！
到了美國我才認識姊丈郭錦蕘。他個頭不高，面容滋潤不顯老，但已不能行走，離不開輪椅了。來他家探親，我尊重長者和一家之主，他住在樓下，我住在樓上的小客房，除了飯桌上相見，就很少踫面。每逢我們外出，他也和家人們同行。他的兒女們輪流推輪椅，照顧他上下車，我有時也參加跟他們推輪椅。
四年之後，我第二次到二姊家，專程去祝賀她九十歲華誕，更是為了陪伴她。
慶祝她壽日的活動在兩三天前就開始了，不能到場祝賀的遠道親戚們的賀禮陸續地送到了。擺在桌上的、掛在牆上的，客廳里琳瑯滿目。
當天的壽宴擺了兩大桌，約二十多個座位。宴席是老壽星親自訂的菜單，她選擇了高檔次的鮑魚席。遠道從大陸來拜壽的除我以外，還有幾個晚輩︰大姐的女兒敏嫻夫婦、我的小女兒杉杉和在美留學的我的外孫小海夫婦。她的五個子女也都聚齊了，此外就是郭府的親戚了。盛裝的二姊從席位上站起來，接受人們的敬酒時，是何等地神采奕奕，精神煥發呀！
二姊畢竟是90歲的老人了，耳朵和眼楮出現問題，听力和視力下降困擾著她，不斷地去找私人醫生治療。此時她的老伴已經辭世，她外出活動的能力也比四年前差多了。在家里，可能由于視力不佳的緣故，雖然簡給她買有各種“碟”和錄像帶，她好像也不大有興趣。我看出她生活單調寂寞，多次勸她跟我回大陸去看看，游覽山川風光，至少換換環境，對她都是有益的。可是她總是以不能坐飛機為理由，拒絕我的邀請，她到底為什麼不能乘坐飛機，我也沒向她刨根問底。
也許簡和我想到一塊兒了。有一次她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把我媽媽帶到北京去吧，給她買一套房子，請兩個保姆……。我順口回答她說，好啊！你把瑞派來給她當大管家就行。玩笑只是玩笑，簡是知道媽媽不能乘坐飛機的。
因為她耳朵幾乎失聰，電視的聲音吵得四鄰不安，多次來她家交涉，瑞苦于沒有應對之策。我告訴小海前來拜壽時帶一套無繩耳機，送給二姨婆做壽禮。以後她打開電視，自己帶上耳機，鄰居再也不受干擾了。那天瑞下班回來，高興地說︰“真是奇跡，奇跡！”
簡安排我們去參觀近處的一所比較高檔的老人院。那里居住條件很優越，每人可佔有一套兩居室的住房，廚房和衛生間設備齊全，關起門來就是獨自一家的生活。院內的活動項目不少，場地都很寬裕。院外的周圍環境安靜，清潔。我們見到入住的老人，大多是美國人，只有不多的幾個中國人。有單身男女，也有夫婦倆一齊入住的。老人院的索價自然高昂，不是富人休想問津。
大概這些時候，他們母女議論過是否入住老人院的問題。這次參觀可能是初次調查，不會有什麼定論。
生日慶典後，一同來祝壽的敏嫻夫婦和杉杉在美國旅游了半個月，旅游結束後回到了聖荷西，到了該告別回國的時刻了。我們同二姊握手後走出家門時，她眼淚汪汪，說了句︰“你們走後，我可怎麼辦呀！”我見她這般動情，心里酸酸的。
回國後，我有意識地經常給她寫信，向她介紹大陸，挑選她會感興趣的事。她也經常寫回信，可惜，反反復復地總是寫她治耳朵和眼楮，沒有別的內容。
記不起是那一年，接到她的來信，寫得滿滿地一張紙，告訴我她已住進“伊吉斯花園”老人院了，不是我參觀過的那個，還給我寫明了地址。瑞開車把她和家中的床、梳妝台等家具一齊送去的。之後，她還寄來在老人院和兒女們在一起的照片，大概是在擺滿了家具的客廳拍的。照片中的二姊依舊雍容華貴。
3、弟弟曾是南京政府派駐丹麥使館的一秘弟弟協熙比我小兩歲，大弟弟比我小一歲，他們是我童年的伙伴。北京東四八條30號和34號兩所房子的後院相會合的大花園是我們玩耍的主要場所。這個花園沒有植樹種花，大概是沒有園丁管理，常常是雜草叢生。夏天我們在這里抓螞蚱（蝗蟲）和蝴蝶，秋天找蛐蛐和秋蟲。在我家的小院子里，我們滾鐵環、踢皮球。小時候，我就是一名“假小子”，不學女紅。他們雖是男孩，並不很淘氣，更不會惡作劇。
上小學後，他們隨母親去了日本橫濱，大弟弟不幸在那里病故了。回國時二弟已到上初中的年齡。那時中學實行男女分校，我上貝滿女中，他上臨近的育英中學。畢竟男女有別，我們在一起玩耍或溫習功課少了，留下的記憶也少了。
我進入大學那年，他隨母親和家人舉家南遷到南京，考入了中央大學政治系。抗日戰爭爆發，他同當時在南大文學系教授日文的父親一道，隨學校遷往大後方重慶。從此，我們就是天各一方了。
他從中大畢業後，供職于南京政府外交部，曾任護照科科長。後被派往駐丹麥使館工作（大概是一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丹麥使館人員起義，協熙執意效忠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拒絕參加起義，辭職離去。他留在哥本哈根，做了僑民。
他和妻子蔡文風共同經營一個汽車行。歐洲許多國家的國土面積不大，國與國之間來往旅行大都不需要簽證，旅游事業發達。他們的車行出租汽車給出游旅客，生意逐漸興旺。協熙的眼光不錯，了解國際市場的行情，選擇了這份應時的職業。
1952年，我第一次從沈陽到南京探望二老雙親時，母親向我述說過勸說二弟夫婦回國謀職的事。她說，協熙不為所動，反而勸二老移居丹麥，由他供養，母親很失望。她說︰“我們想來想去，怎麼說也不能背土離鄉，老死在外國呀。”我了解父母望子心切的痛苦，同時，我也理解協熙對自己選定的黨國忠貞不渝的情操。忠孝難以兩全，古往今來終是難題。
他沒能給二老送終，怪不得他。
二十幾年後，“四人幫”倒台，國內形勢大為改觀。大約在上世紀80年代初，協熙和文風參加旅游團來中國游覽，並專程離團到北京小住。由于顧忌國共兩黨的黨員之間的芥蒂，大姊夫婦接待他們並安排食宿游程。我沒得到通知，也沒有參加接待。但我得到的通知是，他們夫婦結束旅游之後要來我家探望。在當時的氛圍下，我打發老保姆帶著外孫到外邊去避開，獨自一人在家和他們見面。客人帶給我兩副撲克牌，我送給他們一罐龍井茶葉，他們停留了不到半小時就告別了。這是我和協熙分別四十多年後的一次禮節性的會面。
此後，每逢春節，我們便互致賀卡。
又過了十多年，我們在美國聖荷西二姊家再次相聚。90年代末，海峽兩岸的關系趨于緩和，我們都珍惜這次姊弟三人的相聚。協熙特意邀請我們姐倆到近便的一處風景區去游覽，地名記不得了，並安排在一家星級飯店留宿一晚。那晚，我和二姊住一個有兩張床的房間，協熙夫婦就住在隔壁。我記得，他曾走過來向我們介紹說，這里煮咖啡有個特別好的辦法，讓我們試一試。不過我不習慣咖啡，二姊是連茶都不喜歡飲的人，我們也沒能試試。
第二天清晨，我們二人走出飯店大門，外面是一個擺著許多茶座的廣場。一眼望去，不遠處是一個露天游泳池和一個網球場。
晚秋的清晨空氣清新，藍天白雲，一抹微弱的陽光和煦地照耀著大地，多麼令人心曠神怡。協熙帶著浴巾從游泳池向我們走來。他已經結束了晨練，又跑步又游泳，精神抖擻得像個中年人。那年他已是過了古稀之年的老人了。
我們姊弟三人第一次圍坐在一起，敘舊。我拿出一張我們三人在南京普陀路11號院子里拍的照片。這是我特意從相冊中找出來帶上的，那是近半個世紀前的留影了。那個時期，我們分多聚少，這唯一的一張合影是多麼珍貴！協熙當時還回憶起他和我在上初中時，每天都同坐一輛人力車上學校的情景，說這是他留下的唯一記憶。
多麼美好的清晨，多麼難得的敘舊！一股溫馨的親情擁抱著姊弟三人。幾天之後，協熙和文風開車繞道加拿大回到丹麥去了。
過了幾年，在北京，我突然接到文風發來的報喪電報︰協熙患了奇怪的病，送往醫院才幾天就離開人世了。真是驚天霹雷，留在記憶中的是那個清晨相聚時朝氣蓬勃的協熙。
我見過二弟的二兒子丹丹兩次。第一次是他應邀從邁阿密到上海講學後（他是海洋學教授），到北京游覽時同大姊和我相見在大姊家。丹丹的妻子是來自台灣的中國人。談話之間，這位端莊恬靜的年輕人說道︰“別管台灣的，還是大陸的，反正都是中國同胞。”這話我記得清楚。第二次見丹丹就是我們姊弟在聖荷西共聚的那一次。
二十一世紀初的一個夏天，協熙的大兒子笛笛夫婦、他們的兒子夫婦和女兒等一行人從丹麥來華旅游。這是他們第一次踏上大陸，也是與我們的初次見面。我設宴招待他們，還邀請了大姊的女兒敏嫻夫婦、二姊的女兒靜娟和她的男友等一些親戚一同聚會。這次會面使我終于見到了協熙所有的親人，真是一樁難得的喜事。席間笛笛夫婦坐在我的兩旁，他們不懂中文，我們只好用英文交談。這個家族太大，而大家又太久地沒有往來，雖然笛笛努力而吃力地試圖記住每一個到場的親戚，搞清楚每個人和他家庭的關系，但對他來講實在太困難了！所以後來晶晶用電子郵件發去聚會的照片時，他專門來信請她將照片上的人從左至右標出名字及和他家的親戚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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