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參觀了神戶。---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這是一個有著現代碼頭、裝卸和船塢等設備的日本第一大港口，5萬噸以下的巨輪可以直接靠岸停泊。而現在，由于禁運和不正常的貿易關系，連2%也達不到了。
日本工商各界強烈要求同中國發展貿易的願望，在目前日本各地進行的地方議會議員的競選運動中，也反映了出來。我們驅車馳過各城市的街道，常常看到競選的宣傳活動。街道上設立了各黨派競選人的“事務所”，一間小小的商店門面，掛滿了許多幅寫著同一競選人名字的紙，轉過另一條街，又是另一個黨派競選人的事務所。街道上天天都有競選宣傳卡車，一個惹人注目的大擴音喇叭傳達著競選人的競選綱領。我們發現，“擴大同中國的貿易”是大多數黨派競選人不可或缺的共同綱領。
別小看這小小的隨團記者組，那可是戰後十幾年來，第一批訪問日本的中國記者呀。社會主義國家派出的記者，往往被看作新中國的代表，扮演著人民使者的角色。我意識到了這種身份，注意自己的儀表、舉止、談吐、同人交往的態度，處處做到得體。
記得初到東京那兩天，就有小報無聊地議論我的服裝，說西服的面料還是純毛的而不是價格便宜得多的化縴呢……（這位記者大概不知道那時我國的紡織工業還沒有生產過化縴呢）。幸而類似的報屁股新聞以後就沒有了。
訪日期間，我不能看報紙，听不到廣播，全然不知日本媒體是如何報道代表團的活動的。對于日本同行，我也了解得很少。听說，即使在兩國交往稀少的當時，仍有一些新聞人士在關注研究中國問題，他們有中國研究會的組織。這些同行即使算不上中國通，他們對中國歷史和現狀的了解，也超出了我對日本的知識許多倍。懸殊的對比使我汗顏，要同他們打交道，我難以完全除卻精神負擔。
記者應邀去參加一次東京新聞界人士舉行的歡迎座談會，要不要和中國記者見面，他們是要掂量一番才前來的。參加的東京記者約二三十人，未曾料到座談會幾乎變成了中國記者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涌向我們。戰爭、封鎖造成的敵對隔絕，一旦開始交往，中國的種種對他們的吸引力是自然的。多數屬于希望听到第一手答案、比較友好的問題。但也有來意不善的。記得有位先生問道︰“你們的民眾有多大承受力勒緊褲帶搞建設？”這分明是在挑戰中國只顧建設，不注意提高人民生活。就實情說，新中國初建那些年，我國在經濟建設中確實出現過一定程度的比例失調和人民生活方面欠賬較多的缺點，但是，我當時的情緒是容不得外國人對中國說三道四，一听到他的問題我猶如被針刺痛似的。幸而，我尚能控制，耐著性子向他解釋了我國政府處理建設和人民生活二者關系的原則，回避了他的提問。
中國的首席記者是一位女性，可能驚動了東京的女記者們。她們專門為我舉行了相當規模的熱情的歡迎會。隨車子來接我赴會的一位中年女記者在車上問我，“你是第一次出國麼？”她以羨慕的聲調說，“你多幸運，我們一般地只在本市采訪，出國簡直是夢想不到的。”她一語道破了日本婦女在新聞界的地位，以及她們的社會地位，同時自己也增加了祖國重視婦女解放和婦女權利的自豪感。
在聚會上,我向日本女同行介紹了我的兩個女兒，一個在住讀學校上小學，一個在全托托兒所，使我在工作上少了不少後顧之憂；還介紹了新中國婦女普遍享受同工同酬的工資和社會福利待遇。當我說到，就在上個月，我國政府宣布給職工普遍增加工資，我的工資因而增加了百分之幾的時候，會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在代表團訪問將結束時，中國隨團記者組設宴答謝東京的新聞界，大家一致推我作主持人。我向來不善辭令，很想推辭，未果，只好硬著頭皮應對。這可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啊！我穿了中國式的晚禮服、絳紫色的絲絨長旗袍，從主人位子上站立致詞時，還有點緊張，心怦怦跳。宴會廳里鴉雀無聲，我的聲調平和，沒有刻意的熱情。話快說完時，我轉眼向後座望 望，瞥見後面站立的男女服務員以一種不尋常的友好目光注視著我。那晚來赴宴的日本客人不下五六十人，我想，新中國的記者組不負人民的重托，最後的亮相成功了。
雙方貿易談判結束，代表團團長舉行了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後，該是中國代表團踏上回國旅程的時刻了。然而，一天，兩天，沒有動身的消息。周圍開始有了點神神秘秘略顯緊張的氣氛，大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原來，就在我們于三月底到達日本之後，傳來了青天霹靂的噩耗︰印度星座式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飛往印度尼西亞的萬隆，載有去參加舉世矚目的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和越南代表團的工作人員以及中國、波蘭和奧地利記者共11人，由于特務的破壞，4月11日飛機在航程的海面上空爆炸墜海，機上乘客全部遇難。這是一件重大的國際政治陰謀。
國際的敵對勢力，害怕中國的周恩來總理登上國際舞台；在他們眼中，以維護和平促進合作為目標的亞非會議，是進行侵略擴張的重大障礙，千方百計地加以破壞阻撓，特務的首要目標是中國的總理。但是，周恩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的專機取道緬甸從仰光起飛，4月16日安全抵達雅加達，亞非會議成功地舉行了。
為了不出意外，我們訪日代表團也不能像來時那樣，走香港回北京這條路線了，得等待北京為我們選定回國的其他途徑。
代表團終于等到了北京的指令。我們將乘一艘甦聯的貨輪，在海參葳登陸，轉乘火車經滿洲里回國。真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奇特的但是安全的路線，我知情後無比地興奮。
新中國成立後，中甦兩國關系密切，見諸報端的消息很多。但是甦聯遼闊的遠東和著名的海參葳不凍港卻是鮮為人知的，我們有幸能去看看，豈非意外收獲？
代表團從東京乘車駛往橫濱港，甦聯的貨輪停靠在那里。
橫濱市這個名字對我並不生疏。上世紀30年代初期父親曾在橫濱當過幾年總領事。我上小學時就記得總領事館的地址，xx町，什麼目，是給父母寫信用過的。
此番意外地來到橫濱（原來沒有安排來訪問的計劃）代表團受到很熱情的歡迎。歡迎人群中大部分是華僑，不少都已是老人，有的一家老少一齊出動，我多麼想去看看父親工作過的地方，去會見幾位見過我父親的華僑老人啊！但是，這種感情的沖動，立即被理智壓制了。代表團和記者組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經歷，我不能在此時此刻公開父親的名字和我的身份，惹起華僑們對我的特殊關注。在那個惱人的冷戰時期，我怕惹出麻煩，也可能會給代表團帶來麻煩。我默默地隨著大家一起登上了貨輪。
這是一只載重3000噸的小船，自然沒有客艙，友好的甦聯船員們騰出自己的床位，讓給中國朋友。船使出橫濱港，進入公海，在波濤中激烈地顛簸著。因為暈船，我一天一夜躺在鋪位上，顧不上周圍的一切了。我只知是甦聯一個叫阿尼亞的姑娘，把她的床位讓給了我。她圓圓的臉，濃密的栗色頭發，全身散發著青春的朝氣。由于語言不通，未能多和她交談。記得，臨別時，我們留下了合影。
海參葳的市民似乎對中國人並不陌生，我們一行二十多人走在大街上，他們用友好的眼神和微笑迎接我們。因為在哈爾濱工作過，對于俄羅斯式建築我並不感到新奇，作為過路客，不能采訪，也沒有參觀，但海參葳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3、把延安的報紙送給鐵托領導下的南斯拉夫兄弟2006年5月,黑山共和國就黑山獨立問題進行公民投票，公決結果︰黑山宣布獨立了。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分裂成了六個獨立國家，聯邦共和國從此在世界上消失了。有人歡欣，有人哭泣。
這消息令我遺憾，惋惜。我見證過鐵托領導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重建戰後的南斯拉夫，欣欣向榮、充滿活力、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的情景。盡管事隔半個多世紀，對南斯拉夫的美好記憶，卻永不會泯滅。
1955年11月是南斯拉夫建國10周年的國慶節，中國新聞工作者訪南代表團應邀前去訪問。代表團二十來人，成員是北京的中央級報紙的主要領導，由人民日報副總編王揖任團長，我作為人民日報的記者，是團員之一。
南共總書記鐵托同志在國土被敵人佔領的三年多期間，是30萬男女游擊隊員的統帥。據有關資料顯示，除掉老弱病殘，平均每8個人里有一個游擊隊員，每9個人中就有一個戰爭犧牲者。我們遇見的年齡在30歲以上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曾參加反法西斯佔領者的斗爭的；全家都是游擊隊員的，也屢見不鮮。南斯拉夫人口不過兩千余萬，這些數字是多麼生動地說明了戰爭動員的廣泛，人民同仇敵愾的精神之可貴。
這些同敵人生死搏斗過的游擊隊指戰員們向我們述說，毛澤東的著作，特別是《抗日游擊隊戰爭的戰略問題》曾經是他們必讀的文獻。他們還熟知中國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有一位曾被關在鐵窗里的革命志士親自對我們說︰“當我得知中國紅軍勝利地到達抗日前線的消息時，受到了極大的鼓舞，我在做地下工作時，黨就經常拿你們進行長征的刻苦精神教育我們……”
原來我們是一條戰壕中的戰友和兄弟呀！
在南斯拉夫的各共和國都能見到或大或小的無名烈士墓，有的墓前花束還未凋謝。我們憑吊過“無產階級”的紀念碑。碑上的紅星里瓖著斧頭和鐮刀—“無產階級”的徽號。碑文寫著︰戰士們在零下32度的嚴寒里，穿著單薄襤褸的衣服越過一座又一座高山，要趕到伊格曼山的那一邊去迎擊敵人，他們連續行軍23小時，在到達目的地以前，沿途有180個戰士凍死凍僵了……離盧布爾雅那不算遠的“得拉家合葬墓”，是在山腰上用一道石牆圍繞著的很大的一個公墓，旁邊流著清澈的溪水。法西斯把被俘虜的斯洛文尼亞游擊隊的政治工作人員和傷員，順著石牆排成隊，野蠻地集體槍殺。前後遇難的愛國志士有8000余人，鮮血染紅了清清的溪水……薩拉熱窩是波黑共和國的心髒地帶，反法西斯戰爭的指揮部大部分時間就駐扎在這里。我國現在的人大概不會忘記薩拉熱窩這個外國城市的名字，南斯拉夫影片《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在20世紀70年代，曾一度同我國的影片《地道戰》《平原游擊隊》等在全國上演，歷久不停。
抗日戰爭時期在敵人後方的中國新聞工作者為了使讀者能看到一張南斯拉夫戰區的地理示意圖，常要花費一兩天時間，尋找英勇的城鎮的方位；而在沒有條件制鋅板時，就用木刻地圖代替，有一件我們送給南斯拉夫新聞工作者的禮品，使他們感到了極大的歡欣。這是一張剪報的復制照片。照片拍攝了當時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上刊載過的不同時期南斯拉夫游擊隊勝利進軍的消息。當代表團團長把這張照片親手交給南斯拉夫記者協會主席斯托依利科維奇的時候，在場的人們用興奮的眼光對它久久地注視著，他們感到了被理解，被關切的喜悅！
我們參觀這里的許多歷史博物館、紀念碑或英雄墓時，總可以看到各種木刻、雕塑或繪畫。藝術家們用刀和筆，把戰斗的人民的靈魂變成藝術形象，參觀者站在這些作品面前，常會久久地駐留，經歷著心頭的悸動。
但是在一些畫廊里，不管是哪一個共和國，我們也會看到許多現代派的作品。我還是第一次接觸到這類作品，越看越覺得莫名其妙。那些只有色彩而沒有形象或者只有線條而不見實體的雕塑，散發著陰沉晦澀的迷霧，使我感覺不到一點生命的活力。
據說，在南斯拉夫，現實主義和現代派藝術各有其愛好者，兩派正在進行著廣泛的爭論。
國慶節晚宴前，鐵托總統在大廳里接見代表團，並同代表團全體合影留念（我保存著的這張照片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再也未找回來）。在友好的氣氛中我向總統提問︰“總統閣下，你對現代派藝術怎樣評價？”
鐵托總統回答得很簡單︰“我不喜歡現代派的藝術。”後來，我們又听到南聯邦執委會副主席喬拉柯維奇對這個問題的觀點。他說，“現代派的作品不是共產黨人需要的，但政府不用行政或灌輸的辦法向人民群眾說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要經過很長的道路，才能使共產黨人的觀點，通過批評和斗爭逐漸擴大陣地，反對資產階級的觀念的影響……”
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五十幾個共產黨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加劇。1957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上，通過了《莫斯科宣言》，南共拒絕在宣言上簽字。三年後，1960年在莫斯科又舉行了第二次有81個共產黨和工人黨參加的會議，發表了《莫斯科聲明》，聲明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綱領”和依靠美帝國主義的援助。甦共同《聲明》不完全一致，認為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分歧的焦點就在于怎樣看待南共實行的“工人自治”制度。1963年甦共和中共就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分歧，用發表公開信的形式進行了公開的論戰。在一系列分歧的問題中，南斯拉夫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問題之一。中共發表的“三評”的題目就是“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這篇文章認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帝國主義的附庸，認為“工人自治”制度是官僚買辦資本統治下的剝削制度。
我當時讀了“三評”，受到很大震撼，思想陷入混亂。我自然地聯想到，我在報上發表過的訪問記基本上是贊許“工人自治”的。幸而，沒有因此挨批。
斗轉星移，時代在前進。十幾年之後，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我們懂得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實踐，社會主義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時期，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就沒有疑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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