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田弘毅，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唯一被處以絞刑的文官。-------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他長期在日本外務省工作，曾一次任首相兼外相，三次出任外相。表面上，廣田弘毅主張實行所謂的“和平外交”，然而，其實質是為軍部對中國擴大侵略、獨霸亞洲而效盡了犬馬之力。在其任首相期間，他听命于軍部，恢復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致使軍部得以任意干涉政務，胡作非為，在客觀上為軍部的獨裁鋪平了道路。
戰犯檔案姓名︰廣田弘毅籍貫︰日本福岡縣生卒年份︰1878∼1948任職履歷︰1905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1932年任外務大臣1936年任首相侵華日軍甲級戰犯大結局“天羽聲明”起風波1878年2月14日，廣田弘毅出生于日本九州福岡縣一個貧寒家庭。自小學時代起，廣田便加入了以舊福岡藩為中心的右翼社團玄洋社，受到了忠君思想的侵淫。1905年，27歲的廣田弘毅從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系畢業，翌年通過外交官考核，來到日本駐中國大使館任職。從此後，廣田弘毅便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1932年，政友會的犬養毅內閣因“五?一五”事件而瓦解，其繼任者、海軍大將齋藤實組成了新一屆“舉國一致”內閣。由于軍部與“革新官僚”羽翼漸豐，日本的軍事化經濟色彩日趨濃厚。廣田弘毅正是在此時，接替了年老體衰的內田康哉出任外務大臣。其時，中國的東北正處于日本傀儡政權的統治之下，華北亦面臨著日本侵略軍咄咄逼人的威脅。作為有著近30年外交官經歷的廣田弘毅，深知日本的對華外交政策將決定著兩國未來的命運。他選擇的是為法西斯軍部出謀劃策，為日本以侵略強權手段霸佔中國助一臂之力。
廣田上任伊始，便發表講話稱，日本今後將奉行“協和外交”政策，以退出國際聯盟改善日本日益陷于孤立的國際地位。
在1933年10月召開的“五相會議”1上，廣田力主日本應首先加強與偽滿洲政權關系的健康發展，同時對外宣示日本將致力于改善與各主要國家的友好關系，尤其應注意改善因“九?一八”事變而轉向惡化的對華、對甦和對美各國關系。在會後發表的文告中，廣田的主張基本上得到了采納，其中宣稱“在國際關系中，以世界和平為宗旨，並以外交手段貫徹我國之方針”，“關于國1指有首相、藏相、外相、陸相和海相參加的內閣特別會議。
防方面，應在不使我國受到他國威脅與免遭外侮之同時，注意謀求國防與我國國力相適應。”
然而，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日本的這一冠冕堂皇的外交宣言實質上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貫徹落實的。由于日本已經退出聯合國，主動選擇了自絕于國際社會的孤立道路，因此，這一外交方針更多的是為了維持國際現狀，以使日本暫時避開與列強的正面沖突，為其謀求在滿蒙的既得利益爭取時間。
日本的這一野心被時隔半年後的“天羽聲明”所佐證。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在未經廣田弘毅同意的情況下發表了一份關于中國問題的聲明。在聲明中，天羽狂妄地叫囂日本是亞洲的“主人”，是中國的“保護者”，聲稱日本將以武力保持對中國軍事、政治和經濟的壟斷權，不許他國染指。
這一典型的霸權聲明發表後，立即在國際社會引起軒然大潑，同時也使口口聲聲宣稱要奉行“協和外交”的廣田備感狼狽。他氣急敗壞地將天羽英二訓斥了一頓，隨後又在24日的內閣會議上為自己百般開脫，辯解說是外務省情報部將聲明弄錯了。
然而，事實上這個“天羽聲明”並非天羽英二的擅自主張，其內容出自4月13日廣田發給有吉明駐華公使的第109號密電。其中有如下內容︰關于中國問題，帝國與列國因主張與立場不同，終于不得已退出國際聯盟，在此情況下，帝國不管其他國家承認與否，為維護自己在東亞的使命，必須全力以赴。對諸列強雖一向以極謙遜態度調節利害關系以求親善，但維持東亞的和平與秩序，當然屬于日本必須單獨履行的責任，帝國有決心完成此一使命。……鑒于滿洲、上海事件後的形勢，此時如列強對中國采取共同行動，不論其以財政的、技術的或其他名義，必定含有政治意義，其結果將直接開創對中國實行國際共管的先例或成為劃分勢力範圍的開端之虞，誠恐為中國的覺醒及保全其國土主權帶來不幸。根據帝國的主張，對此不得不表示反對。
基于以上觀點，當前外國方面如對中國有所策動，其共同行動自不待言，即使是個別行動，也必須在其成事之前，加以破壞。對此，希望本此方針努力完成我方目的。
如此看來，“天羽聲明”只不過是在不適當的時候泄露了天機而已。
拋出“廣田三原則”
1934年7月，齋藤實內閣倒台，海軍大將岡田啟介受命組閣，廣田弘毅再次受命出任外務大臣。此後，他繼續在所謂“日中親善”的幌子下，加強對中國的侵略與滲透。1935年5月，中日間由公使級外交關系升格至大使級，兩國關系一時間達到了頂峰。
然而，在緊接著的6月，因天津日本駐屯軍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提出了一系列強硬要求並強迫其簽訂了《何梅協定》，使中日關系再度跌入低谷。在此期間，國民黨政府方面于6月14日在上海向日本駐華大使提出了兩國具體協商實現中日合作的具體步驟。並建議將合作對象分為華北與整個中國兩個方面，對華北可首先以日方希望之所有事項為重點；對整個中國主要以經濟方面的合作為基礎，同時就政治方面進行協調。月1日，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在回國前會見了廣田，提出中日調整國交，如能排除滿洲問題則不難解決。廣田弘毅對此不予認同，堅決要求中國承認偽滿洲國的地位。
蔣作賓當即表示︰“現在，在中國無論何人當政，也將考慮人民輿論，承認滿洲國，首先我認為是不可能的。”
廣田隨即提出︰“如以上所述完全不可能，至少為避免因不承認滿洲國所產生之各種矛盾糾紛，中國方面應采取某些實際措施。”
7月4日離開東京回國述職的蔣作賓，于8月30日返回日本。9月7日，他秘密訪問了廣田弘毅。根據與蔣介石、汪精衛等商談的結果，蔣作賓向廣田提出了中國方面的三項原則︰（1）中日兩國應相互尊重對方在國際法上之完全獨立；（2）兩國要維持真正友誼；（3）今後在兩國間發生之一切事件，應以和平外交手段解決之。同時又進一步就三原則作了如下說明︰“蔣介石委員長認為，如實現上述三原則，中日兩國即成為真正朋友，上海與塘沽停戰協定以及華北事件協定已無必要，因此希望予以取消。其次關于滿洲國問題，蔣意雖不能承認該國之獨立，但在目前可暫時擱置不問。如日本實現上述三原則，並且同意取消上海協定等項，中國亦將使經濟合作之洽談易于進行，蔣委員長在不損失中國主權之前提下，不僅準備答應上述洽談，並根據中日親善工作之進展情況如何，為‘共同之目的’亦準備進行軍事上之商談。”
針對中方提出的三項原則，廣田弘毅在與陸、海軍大臣進行過秘密協議後，于1935年底確定了日本對華外交三原則，並于1936年1月，在議會演講時正式拋出，這就是所謂的“廣田三原則”。其主要內容如下︰使中國方面徹底取締排日言行，擺脫依賴歐美的政策。同時采取對日親善政策，並付諸實行，進而就具體問題，使其與帝國合作。
雖必須使中國最終正式承認滿洲國，當前則應使中國在事實上默認滿洲國之獨立，停止其反滿政策，至少在與滿洲國毗連之華北地區須與滿洲國之間進行經濟以及文化方面之融通合作。
鑒于來自外蒙等地赤化勢力已構成對日滿華三國共同之威脅，應使中國方面為排除上述威脅，在與外蒙接壤地區，對我方所希望之各種措施給予合作。
實質上，“廣田三原則”就是強求中國停止排日活動，擺脫歐美，轉而采取親日政策，同時在事實上承認偽滿洲國的“合法地位”。由此可見，廣田的對華外交策略充分暴露出了其赤裸裸的帝國主義霸權嘴臉。
為軍部獨裁開路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後，天皇就繼任首相人選問題曾听取過元老西園寺公望的意見。當時，西園寺曾傾向于近衛文，但由于近衛以有病在身為由堅辭不就，于是，西園寺便將眼光放在了廣田弘毅的身上。在西園寺看來，廣田弘毅出任首相，既能為軍部所接受，同時由于他長期從事外交工作，在當前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面前，他或許不會輕易地追隨軍部去貿然與美、英對抗。天皇听從了西園寺的意見，並命其做廣田的工作，推其出任首相。西園寺先是委托近衛征求了廣田的意見，起初廣田以“難以勝任”為由婉拒，但由于西園寺態度十分堅決，最終廣田內閣班底廣田還是接受了組閣的“重任”。
1936年3月5日下午，廣田進宮拜見天皇，接受大命。隨後便正式開始了新一屆內閣的組建工作。由于軍部從中作梗，廣田在組閣過程中頗費了一番周折，直至3月9日，閣僚人選才最終確定。
在廣田內閣中，陸軍大臣寺內壽一的地位十分顯要。廣田不僅在人事上惟軍部是從，同時在內外政策上也被軍部所左右，提出了所謂“打破非常時局”的政策。在對外政策上，主張確立日本在東亞的領導權，對甦聯采取強硬立場，力求迫使甦聯打消積極介入遠東事務的企圖，並盡快解決日甦兩國間的懸案。在對華政策上，則繼續貫徹以往之政策主張，迫使中國擺脫對歐美的依賴，並改變抗日反滿態度。在對內政策方面，則主張充實軍備，明確國體，安定民生，同時加強對輿論宣傳的統制。
由于廣田完全屈從于軍部的壓力，其自我標榜的“舉國一致”內閣實質上已經成為具有濃厚軍國主義色彩的“軍部傀儡內閣”。
廣田內閣成立後進行的第一個重大改革，是在軍部操縱下恢復了早已廢除的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
在軍部大臣的任用問題上，1913年以前，日本曾實行過從現役武官中選拔任用的制度。但自山本權兵衛內閣時期起，其任用範圍擴大到了預備役和後備役軍官，並作為一種制度而延續了下來。對此，在廣田內閣中一手遮天的陸軍大臣寺內壽一自然十分不滿，為了進一步加強軍部對內閣的控制，寺內提出廢除這一制度，恢復到1913年以前的狀態。
全然沒有主見的廣田弘毅很痛快地便答應了寺內的要求。
1936年5月18日，廣田內閣頒布法令，宣布今後軍部大臣必須從現役武官中選擇任用。從此後，日本軍部開始暴走內閣，其對外侵略擴張的法西斯軍國主義政策變得暢通無阻。對此，廣田弘毅無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36年8月，廣田召集“五相會議”，確立了新一屆內閣的“國策基準”，提出了“內求國基之鞏固，外謀國運之發展”，“確保帝國于東亞大陸之地位，同時向南洋發展”的基本方針。這一“國策基準”在一定意義上緩和了陸、海軍在“北進”與“南進”問題上的爭議，采取了“南北並進”的二元化方針，其主要著眼點便在于，在消除北方的威脅、防範美英的同時，繼續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更要兼顧向東南亞地區的侵略滲透。
在“國策基準”確定後，寺內壽一等人又于9月21日向廣田提出所謂的“庶政一新”改革方案，其中重點是“改革中央行政機構”，提出設立掌管有關統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務的機關，並由內閣首相親自管理，同時合並外務、拓務兩省，以強化與統制對外政策等。
軍部的企圖是通過加強首相的權限，變相為其謀求獨裁開路，並且還可以從長計議，為未來軍人取得首相職位後做好預先的準備工作。因此，可以說，軍部所提出的這一所謂的改革方廣田內閣陸軍大臣寺內壽一案，實質上是邁向軍部獨裁的一個鋪墊。
在軍部提出的“庶政一新”方案中，另有一項內容也十分重要，即“議會制度改革”。此舉的主要目的是要削弱議會的權力，徹底否定政黨政治，並以天皇制的法西斯獨裁專治體制取而代之。
政黨方面對軍部橫行內閣的現狀理所當然地感到強烈的不滿。為此，一些政黨人士便伺機進行抵抗和反擊。
1937年1月20日，在日本第70屆議會復會的前一天，政友會的議員便公開指責內閣“官僚自以為是，軍部充滿優越感，排斥異己，企圖干預國家機能的一切事務”，長此以往，日本必將陷入“名為立憲政治，實為寡頭專制的狀態”。
l月21日，第70屆議會正式復會。在會上，由于大藏大臣馬場瑛一提出要擴大軍費開支，激起了一些本已對軍部不滿的政黨人士的敏感神經。政友會年逾70的元員級議員濱田國松當即在議會上發表演說，矛頭直指軍部，認為軍部干預政治將成為獨裁政治的溫床，指出︰“強化獨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軍內泛濫，它時刻有破壞文武恪守其準則的危險。這正是國民所共同憂慮之處。”
濱田的演說猶如導火索，迅速點燃了議員們對軍部獨斷專行的憤怒，他們對濱田報以熱烈的掌聲表示支持。
坐在閣僚席上的寺內壽一如坐針氈。待濱田的演說剛一結束，他便迫不及待地走上講台，態度極其傲慢地說道︰“剛才濱田君的演說中有些侮辱軍人的言辭，很遺憾。”
得到議員們支持的濱田自然是毫不退讓，他復又登上講台︰“本人忝為國民的代表，如有人尋釁說我侮辱了國家榮譽所歸的軍隊，我將寸步不讓。”
寺內听罷，聲色俱厲地威脅說︰“由于濱田君的發言有損于廣林呂｜國民一致的精神，我在此提出忠告。”
濱田豈肯服輸，他大步跨上講台，寸步不讓地沖著寺內喊道︰“我究竟是否說過侮辱軍部的話，請查一下速記記錄。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謝罪；如果沒有，你要剖腹！”
……在會後召開的臨時內閣會議上，怒氣沖天的寺內堅決主張解散眾議院。然而，對于這一建議，即使是平日里素來支持軍部的一部分大臣也持反對態度，認為這樣一來，可能會導致政黨與軍部之間的強烈對抗，甚至可能會造成國內局勢的不穩。但剛愎自用的寺內決意堅持到底，在1月23日的內閣會議上，他的態度已經到了不可商量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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