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總司令1938年12月15日，在中國戰場立下“戰功”的俊六“榮歸”日本，轉任軍事參議官，翌年5月25日就任天皇侍從武官長，這意味著俊六已成為天皇極其寵信的重臣，俊六對此不禁感激涕零。-------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到了同年8月，俊六登上了他軍閥生涯的制高點，出任日本陸軍最高長官——陸軍大臣。
1941年3月1日，由于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泥足深陷，日軍大本營再次起用俊六，任命他擔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當天上午10時，在日本內閣為其舉行的任命儀式上，由平沼騏一郎內務大臣代替生病的近衛文首相宣讀了天皇的任命書。隨後，俊六立即開始著手處理中國戰場的事務。
3月3日，俊六在出發前拜見了天皇及皇後。天皇表達了對他的信任和嘉許，囑咐他此行到中國去，要確保佔領地的安全，注意與汪精衛政權的關系，處理好財政問題，對重慶國民黨政府要采取積極的行動，等等。
3月8日，俊六乘專機從福岡起飛，在上海稍事停留後，直抵南京。
然而，這次的俊六卻沒能“挽救帝國的命運于危急”。隨著中國人民抗日運動的高漲，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戰場上漸漸開始潰退。俊六對此感到一籌莫展。
1944年11月，俊六只得灰溜溜地回到國內，再次出任教育總監。但此時的俊六已經是日本陸軍中為數不多的元帥之一了。
到了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美軍進逼日本本土。為實施本土決戰，日軍大本營決定成立第1和第2總軍，將日本分為東西兩個防區，準備進行本土防御。俊六被任命為第2總軍總司令，司令部設在廣島，準備進行西日本防御。1945年8月5日美軍向廣島投擲原子彈時，俊六正在廣島，但他卻因命大而逃過了一劫。
審判 俊六1945年12月， 俊六被指定為甲級戰犯嫌疑，被捕入獄。
1946年4月， 俊六正式被起訴，經過兩年多的審訊，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對 俊六等25名甲級戰犯進行最後宣判。
上午9時10分，甲級戰犯進入審判廳，听候審判長韋勃對全體甲級戰犯所犯正在接受宣判的俊六戰爭罪行的宣判。
干瘦的俊六，一路正步走進法庭，法庭尚未開始宣讀起訴書，他就把擺在桌子上的耳機戴在耳朵上，他戴了一會，見左右的被告沒有戴，自嘲地搖搖頭，又把耳機取下來，小心翼翼地放回原處。他見桌子上擺著一個本子，就戴上老花鏡，拿起那本子看了看，才知道是起訴書的日語翻譯文本，他不想看又很想看，最後還是沒有看。他把老花鏡塞進口袋之後，感到一陣頭昏，真想坐一會兒，雖然屁股後面有椅子，但他不敢坐。
下午1時30分，法庭再次開庭，甲級戰犯們被一個個依次帶入法庭接受最後的宣判。
俊六愁眉苦臉，倒掛著人稱長壽眉的粗眉毛，听到宣判他為無期徒刑後，他的胸脯明顯地一起一伏，說明他在嘆氣。他靜靜地鞠了一躬，用比入場時要快得多的步伐退庭。
巢鴨監獄里的生活對于俊六而言，是難耐的。
監獄的窗戶掛著兩層鐵絲網，入夜不見明月，只有幾縷月光透入。漫漫長夜，俊六只能以讀書打發時光。他最愛讀的書是道教奇人長春子丘處機的書和中國的四大名著。
偶爾還會有電影看，大部分是美軍看守提供的。
東西方的冷戰開始後，世界劃分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以甦聯為首的東方陣營，美國改變了對日佔領政策，準備將日本作為遏制共產主義的防波堤，對日本戰犯的管理也松懈了許多。
經常有各種文藝團體到監獄為戰犯演出。在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期臨近的日子里，各種演出和體育表演越來越多。
1951年11月的一天，藤山一郎率領的樂團及日本著名三弦女演奏家佐藤來巢鴨慰問演出，團內恰巧有一位樂手曾經是中國派遣軍軍樂團的成員。此人听說俊六在這里，便要求見他一面。
俊六見了此人，想起當年他擔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時，曾經有位樂手要求見他，但被拒絕了，沒想到眼前這人正是當年那位樂手。這樣一位普通樂手，竟能不計前嫌，仍然敬重于他。這使俊六百感交集。
監獄管理人員提供報紙。有一次連續幾天沒來報紙，獄中在押戰犯集體提出抗議，很快解決了問題。
每隔一段時間，監獄醫生會給犯人進行一次體檢。
經常有舊部下到監獄來看望他，向他通報一些社會上的消息以及時局發展的情況。
1952年3月，美軍向日本移交了巢鴨監獄的後勤管理權，但其他管理仍由美國軍官負責，屋頂上仍然飄揚著星條旗和聯合國旗，這使 俊六很不滿意。但值得欣慰的是，伙食明顯改善了。
1952年5月6日，岡村寧次來巢鴨監獄看望 俊六。岡村寧次是接替俊六擔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戰後關押在中國，後被國民黨政府無罪釋放。他當時剛剛得了一場腦炎，但看上去頗健康。岡村向俊六通報了中國國民黨政府及東南亞各國對日本戰犯的處理態度及法國與美國在戰犯處理上的分歧，隨後兩人重點交換了對日本再軍備問題的看法。岡村寧次告訴他，吉田首相周圍有一些能說上話的舊軍人，但文官極力阻擾舊陸軍軍人復出。
舊海軍軍人對美國以舊陸軍軍人為主建立警察預備隊的做法表示不滿，海軍方面正在四處游說，強調日本是海洋國家，必須建立海軍等等。
他最關心的是日本與美國的媾和談判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關系到他這樣的戰犯的前途。
1952年8月，俊六獲準回鄉省親。能得到這一恩典，是因為他為美軍撰寫戰史提供了他的日記。清晨，俊六乘坐監獄提供的汽車上路，中途他的弟弟駕駛汽車前來迎接。回到闊別了七年的舊居後，俊六進門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神像前跪拜。緊接著，他的心情陷入沉痛。看到荒蕪的田園，破敗的房屋，昨日的輝煌已不復存在，俊六感慨萬千。但畢竟全家團聚了，左鄰右舍都來看望，他又感到得意洋洋。
1954年4月，俊六因病進入慶應大學附屬醫院就醫，同年9月出院，返回巢鴨監獄。
同年10月30日，俊六獲假釋，從此告別了原本可能要伴隨其終生的鐵窗生活。
不甘寂寞的晚年生活1958年4月，俊六正式被釋放出獄。出獄後的俊六並不甘心就此“安度晚年”。同年7月，他就任“陸軍軍官親善團體偕行社”會長，除到國內各地去慰問各地戰亡者及其家屬外，他為了能夠讓仍在獄中的戰犯盡早得到釋放，四處奔走呼號。
1956年6月，中國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率中華人民共和國藝術使節團訪問了日本。俊六聞听這一消息後，以為終于等來了機會，竟然異想天開地跑到他的好友小見山登處懇求說︰“這或許是我作為一個軍人找到埋藏尸骨之地的好機會。請你幫我給毛主席寫封信，交給代表團的人，就說俊六為了謝罪，願意到北京住監獄，換回那些在押的日本戰犯。”
盡管小見山登在猶豫再三後代他寫了這封信，並通過朝日新聞社將信轉交給了中國藝術使節團代表。但俊六這種公然包庇其他日本戰犯的做法自然不可能得到任何回應。
俊六到了晚年後，仍然沒有對過去的戰爭罪行進行認真反省，相反，他還時常慨嘆其作為一個職業軍人的時運不濟，為他沒能實現他的“遠大理想”而欷 。他經常對身邊的人說︰“我作為一個軍人，不想死在草席上，請幫我找一個軍人葬身的地方欠虛吧。”
1958年10月的一天，他到正在湯河原隱居的町野武馬家中做客。町野武馬曾做過張作霖的顧問，盡管最終的軍餃只是大佐，與身為元帥的俊六相比差得很多，但由于此人極富謀略，在政界也很有影響力，曾與戰後擔任過首相的吉田茂有過密切交往，此外，池田勇人、佐藤榮作、河野一郎等政界要人也常常登門討教。
在席間，俊六與町野武馬談到曾給俊六帶來過“榮耀”
的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時，俊六說那是他平生做過的最後悔的一件事。見町野武馬詫異地看著他，俊六便解釋說︰“當時，中國內地的戰爭已經到了見好就收的時候了，再進一步深入，日本將很危險。我掌握著華中派遣軍，可以命令士兵們停止進攻，但其他地區的派遣軍和國內的主戰派只听從天皇陛下的命令。我曾經派特使向天皇陛下匯報了我對于大陸形勢、日本的將來和國際形勢的看法，無奈多數大將反對，陛下只好否決了我的提案。
這是我80年生涯中最感遺憾的一件事。”
當然，俊六後悔的絕不是日本侵略了中國，而是為日本軍國主義過于冒進，以至于最終走向滅亡而嘆息。
由于俊六在侵略中國時期，曾擔任過駐台灣軍總司令，同大多數日本右翼勢力人物一樣，他也對台灣情有獨鐘。出獄以後，他曾多次會見台灣來的人。1961年12月的一天，他還會見了“台獨”分子郭泰成，鼓勵他們大膽地做下去。
1962年5月10日，在福島縣東白河郡棚倉町龜城舊址，正在舉行一場為當地出生的212名戰亡者合祀慰靈祭和“忠魂塔”建成的揭幕儀式。“忠魂塔”的碑文是由俊六撰寫的。這一天，天氣十分晴朗，風和日麗。俊六作為主要嘉賓端坐在主席台上。上午10時，儀式正式開始，俊六在讀過祭奠辭後，開始覺得呼吸困難。參會的老部下及醫生當即對他進行了緊急處置。
下午3時15分，俊六在一家名叫“龜文館”的旅館里閉上了眼楮，從此，他就再也沒有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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