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本明治政府將甲午戰爭的賠款大部分用于基礎教育的時候，中國剛剛啟動的戊戌變法卻把教育的重點放到了創辦京師大學堂上。-------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也許是出于自私的想法，也許是出于好高騖遠的理想，企圖一下子就興辦起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來。他們卻忘記了一個最簡單的常識︰空中樓閣是建立不起來的。沒有與之相配套的普遍而高水準的基礎教育，孤零零的幾所貴族化的大學無法對國家的近代化進程發揮良性的作用。
歷史過去了一個多世紀，中國的決策者們似乎仍然沒有吸取這一前車之鑒的教訓。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將數百億教育經費投放到少數名牌大學之中，並大肆宣傳教育“產業化”的錯誤方向，使得基礎教育、普通教育、職業教育、技術教育雪上加霜、步履維艱，使得九年制義務教育幾乎形同虛設，使得幾乎大部分城鄉民眾都在教育支出的重壓下痛苦不堪。
當中國許多一流的學者盤踞在大學的象牙塔中沾沾自喜的時候，日本大量的知識精英都走向中小學的課堂。他們不認為當中小學老師是大材小用，他們深知這一職業緊緊關聯著國家的未來。這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
日本比較教育學學者南亮進認為︰中國的初級教育相當于日本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一零年的水平，落後日本八十五年；中等教育相當于日本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零年的水平，落後日本七十五年；高等教育相當于日本一九二零年的水平，落後日本七十年；教育經費相當于日本一九二五年的水平，落後日本六十五年。
可以斷言︰教育是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最為失敗、最為歷史所詬病、也對中華民族整體的社會發展產生最為深遠的負面影響的一個領域。
可以斷言︰中國如果不在教育方面趕超日本，在其他方面則很難有勝算。
到二零零零年底，日本的海外總資產一舉增加了三千三百一十七億美元，日本制造業在海外的銷售額每年都在一萬億美元以上，僅此一項就超過了中國當年的全國國民生產總值。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
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到二零零零年底，日本國民銀行存款總額為七點七萬億美元，約為中國當年國民儲蓄總額的十倍以上。日本的個人金融資產一千兩百萬億日元，住宅資產和社會資產也有一千萬億日元以上。
一九九九年，日本提供的國際難民援助金額為超過二點九億美元，日本的國際難民援助金額為世界第一位。這是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官員經常由一位日本女性出任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爭取其國際地位的利器。日本交納的聯合國會費也名列前茅，因此積極運動要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近年來，日本在不停哭窮、不停叫喊衰落的同時，靜悄悄投到設備技術開發和刺激生產上的資金，已經高達一千兆日圓，折合七十萬億人民幣左右。據中國經濟學界估算，到二零零一年，中國社會總資產大約在三十六萬億到五十二萬億人民幣之間。這也就是說，即使日本過去的工業基礎為零，用這筆真正的巨資重新打造一個工業王國，也已經超過了中國社會資產的總和！
日本有理由為自己在亞洲率先向現代化轉變而感到驕傲。然而，這種驕傲因為忽略了在物質經濟增長的同時，升華道德的關懷、人類的關懷的必要，竟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價。
二十世紀的歷史，說明人類的自我完善仍然是一個沒有完成的過程。就像個體靈魂的拯救一樣，人類的自我完善必須也只能依靠各民族的自覺，而不是外在的強制。雖然日本搶先完成了經濟的現代化，但種種歷史的曲折表明，日本國民並不會因經濟進步而自動完成人性的自我完善。近年來，奧姆真理教的地鐵投毒案件、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貪污賄賂丑聞等，充分地呈現出日本社會的種種危機與弊病。據日本官方調查，奧姆真理教曾在非洲購買細菌設廠繁殖，計劃在東京施放，預計殺人百萬，借此引起社會動蕩並伺機奪取政權，並將其權力施于海外。
日本雖然是亞洲政治最穩定的民主國家之一，但其財閥政治的本質依然隱患重重，自民黨一黨獨大的格局也難以改變。日本的政治還停留在少數特權階層和政客家族爭權奪利的階段，遠未進入社會秩序的責任倫理看護的領域。對內缺乏開放和透明，對外也缺乏對其他亞洲國家的扶助和關懷。
在世紀之交，“日本綜合癥”讓不少有識之士開始警醒和反思︰財政的重建、行政機構的改革、經濟結構的調整、失業率的上升以及人口老華、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問題日益嚴峻。過去十年的經濟停滯，被日本人稱之為“失去的十年”。
就在所有這些問題都迫在眉睫、急需解決的時候，日本的整個社會依然處于上下互不信任、人浮于事、人心渙散的狀態。日本在新的產業革命技術革命領域的對應也滯後于時代的發展。支撐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即提供資金的銀行、從事生產的企業以及購買產品的個人之間，已經形成了找不到出路的惡性循環。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出現了地價和股價大暴跌。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未能發揮人們期望的正面影響力。相反，有百年歷史的山一證券、大名鼎鼎的八百伴百貨公司以及北海道拓殖銀行相繼倒閉，象征著日本經濟陷入蕭條之中。
在經濟危機的背後，更嚴重的是人的危機。在今天的日本社會，大部分中產階級單純追求個人享受，對周圍的人群漠不關心，年輕人中傳統的認真敬業的精神變得淡薄，新聞媒介依附于權力和資本喪失了監督的理念，教育上出現精神空洞化和由于人口減少而導致的課堂崩潰。這一切都說明︰日本國民精神的自我完善，還必須通過一次次對歷史的自我檢討，以及對現實弱點的診斷和治療，不無痛苦地來完成。
那種認為歷史檢討會帶來“民族自虐”的觀點，恰恰是對本民族自救最不負責任的態度。這正是日本社會和日本文化最大的病根。
二十多年以前，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發現了日本在亞洲的孤立地位，他指出︰“日本似乎在亞洲逐漸孤立。我會見的所有亞洲國家領導人，都不認為日本是朋友。”這種暴發戶式的孤立是日本自己造成的，它既對日本自身的和平與發展不利，也對亞洲的和平與發展不利。
施密特認為︰“雖然有一些政治家意識到，日本人在世界上尤其是在鄰國缺少朋友這個事實，他們很想有朋友，但不懂得如何去贏得朋友。與此同時，由于日本認為不對他人的侵略和暴行表示道歉就可以過關，又給它要在鄰國建立信任的努力增加了不必要的困難。”作為旁觀者的施密特的這番真誠告誡，被多少“身在廬山中”的日本人听到了呢？
近代以來，東北亞地區就像歐洲的巴爾干半島一樣，紛爭不斷、戰火連綿。中國、日本以及南北韓之間的和平共處，一直是善良的人們的夢想。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了一篇題為《日中關系的穩定是亞洲和平的基石》的社論。這篇社論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中日兩國國民的想法︰和平是兩國國民共同的事業，維護平等、健康而穩定的中日關系，對中日都是不可忽視的大事。兩國應當走出一條“雙贏”的道路來。
我們應當意識到，作為鄰居的日本，其可怕之處並不在于其保守勢力不承認戰爭罪行、修改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侵佔釣魚島等等，而在于它那理性的國家管理、成熟的社會機制、高素質的國民以及深謀遠慮的國際競爭戰略與策略。
在二十一世紀的地平線上，日本作為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形象，已然呼之欲出。當中國正在與俄羅斯談判共同開發西伯利亞石油資源的時候，日本後來居上與俄羅斯達成了共建石油管道的合作計劃；當中國剛剛與東盟達成自由貿易協議的時候，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將東盟各國首腦邀請到東京，以巨額投資和經濟援助吸引東盟與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關系。中日之間在國際舞台上激烈競爭的態勢隱隱形成。
中日之間，既有值得懷念的友誼，也有不堪回首的血淚。歷史作為一面鏡子，假如這一切從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開始算起的話，這份沉重和復雜就幾乎無法擺脫了。如果我們再放寬歷史的視界，從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中國的時候算起，兩國的密切交往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時間了。其間，老師與學生的身份發生了巧妙的錯位，兄弟和敵人的關系也發生了奇特的置換。
悠久的歷史只有成為反思的資源時，才是值得寶貴的財富；深重的苦難只有成為奮起的動力時，才是值得驕傲的資本。
中國要真正成為世界強國，受到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尊敬和重視，第一步就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成為一個獨立的、自由的、具有公民素質和文明意識、具有創造力和想象力的、大寫的“人”。正如五四運動的旗手、啟蒙主義的先驅胡適所說︰“現在有人對你所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現實呼應著歷史，歷史啟示著未來。
未來，在中國與日本的相互關系中，只能有三個選擇︰友好、對抗、並立。
友好，不是我們一廂情願就能得到的；對抗，也許兩家都不願意；而如果我們做不好自己的事情，無法在競爭中贏得自己的地位與尊嚴的話，那麼我們可能連並立的資格都沒有。
抱怨沒有用，咒罵沒有用，仇恨也沒有用。
有用的只有一件事情︰做好自己的事！
我們能做好嗎？
對于這個問題，每一個真正熱愛祖國的中國人都無法回避。
讓答案在每一個人心中像種子一樣生根發芽；讓答案在每一片土地上像花朵一樣蓬勃綻放。
謹以此書獻給百年來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先烈們；謹以此書獻給百年來為個人的自由和人權而奮不顧身、前赴後繼的先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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