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甦聯和日本簽署《日甦中立條約》，雙方聲明︰甦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兩國在瓜分中國權益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斯大林專門到火車站為日本外相松岡洋右送行，並說︰“我們都是亞洲人。”
相反，一直被妖魔化為“美帝國主義”的美國，卻給予了中國人民的抗戰以最大的支持。從一九三八年開始，美國政府就給予中國大筆貸款，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美國參眾兩院一直通過法案，向中國提供五億美元的財政援助。包括英國提供的援助，加起來超過了當時國民政府的全部預算。對于飽受戰爭創傷而本身經濟力量又極為單薄的中國來說，這筆援助無疑是雪中送炭。
抗戰期間，美軍僅僅損失在駝峰航線上的飛機就達四百六十八架，犧牲和失蹤飛行員一千五百七十九人。無論是陳納德飛虎隊飛翔在駝峰航線上的美國空軍志願者們，還是史迪威將軍率領的在緬甸戰場上與中國兄弟並肩戰斗的美國陸軍士兵們，都應當被我們記住。只有記住誰是朋友，才能同時記住誰是敵人。忘記了誰是朋友，也就忘記了誰是敵人。
幾年前，曾經與中國人民並肩戰爭的美國“飛虎隊”老飛行員們來到昆明舊地重游。他們下飛機時激動地走向歡迎的人群，沒有想到那些人卻是在等候日本的商務代表團。他們佩帶著抗戰的勛章走在街道上，卻只是迎來許多想換美元的人。訪問團團長湯姆斯老人含著眼淚離開這片當年為之灑下熱血的土地……在中國兒童喜歡的電子游戲中，不少是從日本進口的軟件。其中，居然出現了日本皇軍耀武揚威、征服世界的情節。許多無知的孩子並不知道基本的歷史背景，依然自得其樂地玩著這類軟件。
在“七三一”部隊的舊址上，有人竟然開始建造一座龐大的游樂園；著名軍歌《說句心里話》的激光唱片上，居然配上了當年日本皇軍沖鋒陷陣的畫面；某抗戰烈士的紀念館，居然將陳列室出租為愛犬交易所。
在某些旅游景點和餐館飯店里，一些服務人員堂而皇之地穿上汪偽漢奸服裝乃至日本皇軍服裝，以此來招攬顧客。有的地方居然因此生意紅火。無論是經營管理人員還是光顧的顧客，都沒有意識到這是對歷史的褻瀆和對尊嚴的侮辱。
二零零零年，南京大屠殺六十三周年祭日前後，卻發生了一家酒店在擴建中人為地毀損大屠殺紀念碑的事件。
此事件發生之後，有關部門的反應顯得十分傲慢與荒謬。祭日前一天，部分省、市、區領導驅車來到該大酒店隆重祝賀開業。南京市民紛紛致信致電南京文物局和媒體，卻沒有引起任何的關注。冷漠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精神病癥之一。難道為了一家酒店的門臉，就可以毀壞具有歷史意義的大屠殺紀念碑？如此惡劣的行徑，跟那些日本種族主義分子有什麼差別呢？
大屠殺祭日當天，也就是酒店開業的次日，成千上萬的南京市民自發地涌向酒店，責問其違法行為。還有憤怒的市民將酒店門窗玻璃砸壞，然後是連綿數日的靜坐與游行抗議。
難道民族情感只有在被傷害的時候才會被喚醒？難道民族尊嚴只有在被侮辱的時候才會受重視？
中國人，你為什麼如此善于遺忘？
是因為你的歷史太悠久？還是因為你的苦難太深重？
中國人，你為什麼如此善于遺忘？
難道你不知道遺忘將帶來悲劇的重演？難道你不知道遺忘就意味著自殺？
多年以來致力于中日文化比較研究的學者孫歌指出，在中日青年中共同存在著歷史記憶的喪失。特別是在中國的年輕一代中，存在著對待自己民族歷史的旁觀者的態度。而不了解真實的歷史，就無法對現實作出深切的思考和正確的判斷。一個沒有歷史感的民族，必然難以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在日記中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日本老兵東史郎在中國演講的時候，流著眼淚描述當年南京城的慘狀。然而，台下的大學生們居然發出笑聲來。東史郎在南京大學向當年死難者紀念碑謝罪時，圍觀者中很多人都驚訝地說道︰“我們在這里讀了好幾年書，怎麼就不知道學校內還有這個紀念碑？”
遺忘讓綠洲變成了沙漠，遺忘讓恥辱變成了驕傲，遺忘讓苦難變成了笑料。當享受著最好的教育資源的大學生們也喪失了基本的歷史感和常識的時候，我們怎麼能夠從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呢？
以色列對納粹余孽的追捕直到今天還沒有結束。
其中，轟動全世界的一個事件就是對艾克曼的追捕和審判。艾克曼是二戰期間納粹滅絕猶太人計劃的主要策劃者之一，二戰之後神秘失蹤。此後十多年間，以色列特工鍥而不舍地追查艾克曼的下落，終于發現他在南美的行蹤，並通過跨過特別行動將其抓捕歸案。
一九六一年，艾克曼因為犯有反人類和反猶太人民罪被判處死刑，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被絞死。這是唯一的一次依照以色列法律執行死刑。以色列人向全世界顯示了他們的決心和勇氣。以色列雖然是一個小國，卻因此獲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和欽佩。
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拒絕道歉、篡改課本、紀念戰犯，這些行徑固然與日本民族自身的劣根性有關，同時也與中國對其戰爭罪行的姑息和遺忘有關。
假如中國像以色列一樣教育後代牢記民族的苦難、譴責日軍暴行、並且數十年如一日地追捕戰犯、維護真相、伸張正義，日本的保守勢力還敢如此囂張嗎？許多日本國民的不懺悔，跟大部分中國人沒有原則的“寬容”互為因果。這種“寬容”源于中國人性格中的懦弱和姑息，也源于國共兩黨內戰前後的利益訴求，同時也有當時國際“冷戰”格局的大背景。在對待中日關系上，中國人民固然應當本著“向前看”的原則，卻必須首先明確昔日的罪與責、是與非、善與惡。
日本民族奉行力量崇拜，認為日本是被美國打敗的，因此願意服從美國的佔領；但他們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並不服氣，始終不肯向亞洲人民低頭道歉。
在抗戰前夕就對日本有相當研究的王芸生，在戰後實地考察了日本之後，概括了日本民眾對中國的普遍看法︰“大致說來，一般日本人對于中國有兩種不同的感識存在著︰一種以為中國人不是自力戰勝日本的，竟參加聯合國逞威風，滿心不佩服。另一種思想，以為日本人雖已被逐出中國，或者有一天會歡迎日本人。以前日本人靠著武力侵入中國，是不好的；從此以後，或者能夠以同文同種的關系，真正的友好共存，中國是需要日本人的技術的。這兩種思想，究竟誰佔多數，那就很難說了。”在中國軍民都沉浸在抗戰勝利的喜悅之中時，王芸生的這番話顯然並不悅耳，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份報告。
對于未來的中日關系，王芸生充滿了憂慮，他寫道︰“日本人是不會忘情于中國的。我們所見到的日本人，無論三教九流，問起來，差不多都曾到達過中國。這些人，當他們吃不到糖時就想念台灣，缺鹽時想念長蘆，缺煤燒時，就會想念我們東北，缺紙張時就要想念庫頁島。中日關系總是要恢復的，空洞的勝利之念對將來是無用的。”這種憂慮並不是杞人憂天，而是一個愛國者的遠見卓識。
戰後六十年，在釣魚島主權爭端中，日本一直以赤裸裸的武力處置國際糾紛。
無數的歷史記錄和圖示可以證明，釣魚島群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釣魚島的面積雖然只有七平方公里，但它決定著周圍二十萬平方公里海域的歸屬。該海域還蘊藏著豐富的石油資源，還具有重要的海洋戰略地位。
日本對釣魚島的覬覦由來已久，並企圖通過對釣魚島的吞並，將其海防線延伸三百海里，從而實現其“千里海防”的戰略構想。因此，盡管中方有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良好意願，日本卻不顧中方的多次聲明，擅自在島上修建臨時機場等工程，海上保安廳定期派遣軍艦及直升機在該海域巡邏。當中國漁船在該海域作業時，日本竟然出動軍艦以武力加以驅逐，其對國際法的蔑視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日，日本通過了建立二百海里排他性的“專屬經濟區域”的法律，將釣魚島包括在內。日本政府支持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民間組織“日本青年社”登島挑釁。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中國民間的保釣運動就在台灣、香港、澳門和海外留學生當中如同星星之火般展開了。兩岸四地以及僑居海外、具有民族氣節和良知的中國人，無論有什麼樣的政治觀點的分歧，但在捍衛釣魚島的主權上，都有著共同的目標和追求。
一九九六年，香港立法會議員陳毓祥駕小船前往釣魚島，以實際行動申明中國人民鍥而不舍的保釣精神。然而，就在小船即將靠近釣魚島的時候，日本軍艦故意將其撞翻。陳毓祥不幸犧牲，藍天碧海容納了這位勇士的英靈。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五位保釣人士駕駛一艘小漁船前往釣魚島宣示主權。在即將到達釣魚島的時候，他們遭到日本方面六艘軍艦和兩架直升飛機的攔截。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國的七名保釣人士成功登上釣魚島，隨後遭到日本警方的扣押。兩天之後，七位中國公民被日方釋放回國。耐人尋味的是，日本以政府行為和軍事力量來實現對釣魚島的佔領，而中國的保釣運動卻只能以民間的方式艱難地展開。
和平不是通過放棄國家利益、對外示弱就可以實現的。尊嚴不是別人賜予的，尊嚴是靠自己捍衛的。“擱置主權”的含混說法不能贏得永久的和平。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刻，和平意味著堅持和抗爭。從這個意義上說，相當部分的民間保釣人士不僅是愛國者，而且是和平的使者。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每年春天到來的時候，總會有猶太學生手持電動喇叭，大聲念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殺害的那些猶太人的名字。每人朗誦兩個小時，二十四個小時一秒鐘也不間斷。整個春天校園里，都回蕩著他們那單調、固執、苦澀而不屈不撓的聲音。
這種聲音深入人心，這種聲音記憶著歷史，這種聲音呼應著現實，這種聲音啟示著未來。在我們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廣袤而苦難的土地上，也應當響起這樣綿綿不絕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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