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政府已經充分意識到了具有神性的天皇對維護日本國體的重要性，為了表明天皇對民眾的關愛和擴大天皇在民眾間的影響，天皇還親自到全國各地去巡幸，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明治天皇在位四十五年，其間他外出巡幸達八十多次，足跡幾乎遍及全國。這套無孔不入的宣傳教育模式，終于掀起了民眾對天皇瘋狂的熱愛和崇拜。
天皇是戰爭的核心。對于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作了三個方面的分析︰第一，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天皇是大日本帝國唯一的、最高的統治者，也是大日本帝國軍隊唯一的、最高的絕對統帥；第二，裕仁天皇作為大日本帝國的道德和精神的最高權威，要求作為臣民的日本國民，無條件地效忠、服從和尊崇他；第三，裕仁本人對所有條件和情況進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考慮。
汪偽政權中央儲備銀行顧問、經濟學博士木村增太郎曾經說過︰“上至司令官下到普通一兵，人人都燃燒著精忠報國的赤誠，彼此息息相通，他們的赤誠全都匯集在‘為了天皇一人’這道宗旨之下。大東亞戰爭的赫赫戰果是偉大的皇威所致。”天皇曾經對軍部說︰“沒有朕的命令，不準動一兵一卒。”因此，日本的君主立憲明顯不同與英國的君主立憲，天皇裕仁並不是一個不問時事的“虛君”，他自始至終都主宰著戰爭的進程。
裕仁天皇是日本頭號戰爭罪犯，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分子，是殺害五千萬亞洲人民的罪魁禍首。五千萬人是什麼樣的概念？如果跟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發生的日本阪神大地震死亡的五千五百人相比，前者等于後者的九千多倍。也就是說，即使日本每天都發生如此巨大的地震和造成如此慘重的傷亡，也要持續二十五年天天如此，才能達到五千萬人。
審判裕仁符合道義、民意和歷史潮流。在當時美國國內的輿論中，百分之三十三的人主張處決裕仁，百分之三十七的人主張審判裕仁，只有百分之七的人認為不必管他或者留作傀儡。對于杜魯門保留日本天皇的主張，連羅斯福時代的國務卿赫爾也認為︰“太姑息遷就了。”
戰爭結束前夕，美國方面曾就日本保留天皇體制的要求征求盟國的意見。
由于處處依賴美國，蔣介石立即致電表示同意。與之相反，澳大利亞政府表示強烈反對。澳大利亞政府先是致電倫敦︰“我們堅持認為，天皇作為國家首腦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應對日本的侵略行徑和戰爭罪行負責，因此要求廢黜他。”接著又致電華盛頓︰“不應豁免天皇對日本侵略所負的罪責。明確廢除天皇制，是破除日本人把天皇當神崇奉的根本辦法。正是以天皇的名義，他們犯下了許多暴行。天皇體制不廢除，日本人就不會改變，還將發動對太平洋的侵略。”澳大利亞政府認為，日軍在戰爭中有預謀有計劃的恐怖政策和暴行，包括天皇在內的日本最高當局絕不會一無所知，裕仁及其同伙跟希特勒及其同伙沒有區別。
然而，美國自有一副小算盤。在戰前擔任過美國駐日大使長達十年之久的美國國務院特別顧問格魯指出︰“天皇是唯一能使日本穩定的力量，如果不支持天皇，我們就會背上沉重的包袱，無限期地管理面臨崩潰的七千萬人口的社會。”
權衡利弊之後，美國政府決定在戰後不觸動天皇體制，這樣才能迅速實現對日本的控制，在天皇的配合下將日本改造成美國在亞洲忠實的盟國。
這是現實主義對道義的勝利。由杜魯門和麥克阿瑟所主導的戰後美國對日本的佔領，固然在日本推行了非軍事化、民主化的改革，但也非常扎眼地為日本保留了天皇制。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不管美國人多麼努力消除軍國主義政府過去推行“全民灌輸”所造成的影響，事實上卻沒有觸動日本人的精神架構和日本龐大的舊官僚體系。戰後，大部分日本人根本不去想未來的政治或國家治理。他們對自己現有的基本政治結構是滿意的︰依然在頭餃完備的天皇的治理下，雖然天皇必須遵從佔領軍的決定。
于是，盟軍最高司令部變成了鄉下日本人眼中幕府時代的將軍。一位鄉村的鄉長說︰“天皇不能找到更好的人擔當這個角色了。”這大約是傲慢的麥克阿瑟將軍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結果吧。
天皇制是戰爭機器的內在催化劑。日本士兵在把天皇神聖化的同時，也將自我渺小化了。日本學者江口圭一在《日本帝國主義研究》一書中指出︰“日本國民之所以從事了長達十五年的戰爭，乃是由于迷信這場戰爭是正當和正義的戰爭。它的正當性與正義性的根據首先就在于它是‘聖戰’，即天皇的戰爭。正因為是‘聖戰’，正因為日本國民為了天皇陛下而甘願忍受一切困苦與犧牲，所以或在遙遠的南溟，或在北邊的凍土，便去玉碎、特攻、自決。天皇難道不應為自己的無德而慚愧和謝罪嗎？難道不應采取與此相符合的去就嗎？”
天皇的態度卻與之相反。裕仁在後來發表的《獨白錄》中，恬不知恥地將自己描述成“為和平而苦惱的天皇”、“一貫祈求和平的天皇”。他企圖將自己手上的鮮血洗得一干二淨。
天皇崇拜是日本社會至今未觸動的毒瘤。東京審判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沒有追究戰爭元凶日本裕仁天皇的戰爭罪責。
日本學者安丸良夫曾經是一名“軍國主義少年”，在听到天皇宣布投降的廣播之後流下了眼淚。經過對自己的青年時代以及對整個日本社會的反思，在《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一書中安丸良夫指出，現代日本人雖然格外珍視個人的自由，但卻在一種偽造的觀念體系中尋求認同感，天皇制對每個日本人來說也是一個“恥辱的紀念碑”。
然而，認識到天皇制是“恥辱的紀念碑”的日本人寥寥無幾。東京審判中天皇的缺席，民主改造中天皇的逍遙，戰後文化教育中對天皇罪行的遮掩，使得天皇的重新被神話成為可能。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之後不久，便出現了保守思潮的回歸，天皇制也處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前首相中曾根就曾經宣稱，天皇就像是璀璨的陽光一樣的存在。保守派作家出雲井晶寫道︰“英國有四百五十年是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而後來又有三百年受法國國王的統治。斯圖爾特家、漢諾威家、溫莎家，血緣關系幾度發生過變化。但我國則是萬世一統，皇統連綿。‘天皇之國——日本’是一個杰作，在全世界不論哪個地方都沒有這樣非常文明、非常卓越的國家。”政界和文化界對天皇制度的頌揚是不遺余力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天皇的支持率一直在上升，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裕仁天皇病重的時候，到皇宮簽名祈禱的人有時一天達七萬人次之多，隊列綿延一公里之長。
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日本官方發表聲明指出，即將正式法定為國歌的《君之代》中的“君”就是指天皇，由此日本國歌再度成為對天皇的贊美。明治學院大學加藤典洋教授認為，《君之代》與作為戰後日本國民存在基礎的民主主義相對立，在法律上將《君之代》規定為國歌也就意味著日本國民的自我否定。把《君之代》立法化意味著，日本國民雖因戰敗而獲得了主權，但在五十四年後，又自己選擇了與戰前同樣的和天皇的關系。
由此可見，天皇制度得保留，成為戰後日本保守勢力“借尸還魂”的制度保障和精神源泉。雖然戰後“象征性的天皇”與戰前“主權性的天皇”有了巨大的區別，但兩者之間並非沒有發生轉化的可能。
同時，在清理歷史垃圾、審定戰爭罪責的時候，由于東京國際軍事法庭這場沒有完成的審判，使日本大部分民眾對戰爭的性質依然充滿矛盾和模糊的認識。他們認為，既然天皇都沒有罪孽，那麼天皇的將軍、官僚和士兵們也都沒有罪孽。
長期以來，對外侵略是日本的基本國策，也是日本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許多日本人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錯誤觀念︰對外侵略是理所當然的。審判的不徹底使日本人認為，自己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了，但這僅僅是戰爭策略的失敗、時機選擇的錯誤等，而沒有意識到對外侵略本身的非正義性。
東京審判早已結束。然而，從另外一種意義上說，東京審判是一場遠遠沒有完成、也依然沒有結束的審判。
正因為東京審判的漏洞和缺陷，才導致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國內民族主義勢力的沉渣泛起；正因為東京大審判的半途而廢，才導致了受日本侵略和殘害的各國人民數十年如一日地、鍥而不舍地申訴和追討，民間的慰安婦賠償、勞工賠償和細菌戰毒氣彈賠償等問題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
東京審判僅僅是揭露和追討戰爭罪行的開始，而絕對不是結束。在東京審判之後，每一次對日本戰爭罪行的聲討和訴訟，都可以看作是對東京審判的回應和延續。這場正義與邪惡的斗爭，還將持續一段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
一切有正義感的國家，不會對此袖手旁觀。
一切歷史感的的人民，不會對此熟視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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