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農民不僅充當戰士，而且是永遠不知道疲勞的民工。-------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在中國戰場上同日軍搏斗多年的美國飛虎隊指揮官陳納德感嘆說︰“那些瘦削而有力氣的中國民工們是第十四航空隊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不論日軍攻佔了多少機場，美軍仍舊能夠繼續活動。中國人幾乎隨處都能夠迅速地建築飛機場。日軍毀了一個飛機場，就有兩個飛機場產生。”
這樣的民族是無法用武力征服的，這樣的人民是無法用恐怖壓垮的。
這些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士兵們，矢志不渝地捍衛著並不關心他們的祖國。
戰爭沒有改變有錢人們紙醉金迷的生活。在雲霧繚繞的陪都重慶，官僚和奸商們繼續著昔日他們在上海、南京和北平的奢侈享受。這些特權階級在舞廳和飯店里一擲千金，卻不肯捐獻一分錢用在那些以生命保衛他們財產的軍人的裝備和醫療上。
那些擁有特權的人還趁機大發“國難財”。一名美國情報官員在重慶和昆明等地發現了龐大的地下黑市，大量美國援助中國的軍用物資居然在黑市上流通。誰有權力將這些物資轉移和買賣呢？直到抗戰勝利的那一刻，這種可恥的現象也沒有得到有力的遏制。
在抗日戰爭中，既有高唱“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也有號稱“曲線救國、和平抗戰”的漢奸。英雄讓我們感到光榮和驕傲，漢奸卻讓我們感到恥辱和羞愧。
日軍在佔領區實施“以華制華”的大戰略。一九三七年，日本內閣會議制定《處理中國事變綱要》，特意提出建立傀儡政權應當“網羅在全中國有信譽的人才”，“要有足以號召全國的主義和綱領”等。
日軍先後在淪陷區扶植了五個較大的偽政權，即︰偽滿洲國、偽冀東殷汝耕政權、偽華北王克敏政權、偽德王蒙疆政權和偽汪精衛政權。日本先後印刷發行了《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覽》、《國民政府組織系統職員表》等文件資料，詳細記錄和介紹了漢奸政權的班底，從主席、副主席、部長、司長到處長各級漢奸官餃濟濟一堂，堪稱“漢奸家譜”。
偽滿政權自溥儀以下五十余名高級官員，主要為原奉系官僚和滿清貴族；偽華北政府自王克敏以下二十多名高級官員，主要為北洋政府的舊軍閥和舊官僚；汪偽政府自汪精衛以下四十多名高級官員，有一半脫胎于國民黨內部。
中國的“漢奸文化”蔚為大觀，成為一個值得後人研究和深思的現象。
軍隊應當是一個國家的鋼鐵長城，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然而，在戰場上，中國的高級將領率領部隊投敵的事件卻層出不窮。
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叛變將領有︰東北軍騎兵第十七旅旅長李守信、綏遠義勇軍司令王英、國民黨中央黨務訓練團軍訓處長劉夷、第一戰區豫北游擊隊總指揮劉昌義、第六十九軍軍長畢澤宇、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游擊總指揮、第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孫良誠、新編第五軍軍長孫殿英、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太行山游擊總司令龐炳勛……這張名單還可以一直開下去。抗戰中投敵和出任偽職的高級將領多達千人。
“七?七”事變後，日軍開始在佔領區的“治安肅正”運動中大量使用偽軍，偽軍數量飛速增長。
在淪陷區，主要的偽軍部隊有︰華北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治安軍”；河南省胡毓坤的“和平救國軍”和張嵐峰的“豫皖剿共軍”；華北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的“綏靖軍”；甦北和皖北等地的“皇協軍”。在華中和華南地區，也編有“皇協軍”和“和平救國軍”等，後來還成立了“廣東和平建國軍”。
汪偽政府成立之後，組建了一支規模最大的偽軍——“和平建國軍”。一九四二年，其正規軍數量達三個方面軍、三個集團軍等共六十七個師、二十個旅以上，總數達六十二萬人。偽軍的指揮權由日本設置的最高軍事顧問部掌握，在軍事訓練、軍官教育、武器準備和器材技術等方面，也都受日本人控制。
除了軍人之外，在文職官員和學者名流中，也有不少人落水成為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漢奸。
汪精衛，在同盟會中是孫中山賞識的少年英雄，在二十年代是國民黨左派領袖，抗戰初期則是國民黨內地位僅次于蔣介石的副總裁；周作人，在五四運動時是與哥哥魯迅齊名的啟蒙先驅，在二十年代是中國最優秀的散文家和學者。然而，這汪精衛和周作人這兩位備受尊敬的、可以稱之為“偉人”的人物，卻都晚節不保、墮落為遺臭萬年的漢奸。還有出任汪偽政府宣傳部次長的胡蘭成，今天人們只關注他與張愛玲之間曲折的愛情故事，卻淡忘了其背叛國家民族的丑惡行徑。
漢奸中還有像偽滿洲國的溥儀和偽蒙古政權的德王這樣的舊時代的“孤臣孽子”。他們企圖利用日本人的勢力，恢復其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昨日王朝。在晚年的回憶錄中，溥儀想表達的無非是這樣一句話︰“一失足成千古恨”。
從中共早期黨員到國民黨大員，到日本人傀儡政權的首腦，最後成為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的“天字第一號漢奸”，陳公博的一生充滿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汪精衛的棺材下葬南京梅花山之前一天，陳公博就任偽南京國民政府“代主席”。陳公博曾對左右吐露內心的想法︰“我不稱主席而稱代主席，是對重慶方面表示態度。汪先生上演的這台戲，已近尾聲，所謂人亡政息，應該結束。我繼承這個爛攤子，是來辦理收場的，不是來繼續演出的。”
在法庭上，陳公博宣讀了一份長達三萬多字的自白書《八年的回憶》，為自己追隨汪精衛組織偽南京政府進行辯護。對于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這樣一些前國民黨高級官員來說，選擇與日本人合作，當然有權力方面的考慮，但更多的是認識上的失誤，是對自己民族和國家的悲觀，以及對國際形勢的錯誤估計。
對于更加下層的人士而言，選擇當漢奸可以立刻換取權勢和金錢。東北的石人血淚山，得名于那段血淚交織的歷史︰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在此建立“東邊道開發株式會社石人采炭所”，對石人礦區的煤炭資源進行掠奪式開采，被折磨致死的礦工的尸體被扔在山上。從此，這座美麗的大山變成了白骨累累的血淚山。
在日本人開設的這家煤礦中，劉棠齡、楊秀坤、史秀臣三個漢奸，在日本人的指揮下積極參與了對同胞的奴役和虐待。他們的塑像被安置在這里，就像西湖邊上秦檜等人的塑像一樣，將受到世世代代民眾的唾棄。據說，其中一名漢奸的後人後來成了大款，曾想用重金買走塑像，卻遭到當地老百姓的斷然拒絕。金錢改寫不了歷史，金錢也掩蓋不了恥辱。
與文武官員不同，普通老百姓選擇當漢奸，則多是出于生計、金錢、利益諸多方面的考慮。老舍在巨著《四世同堂》中，刻畫了北京人在淪喪時期的痛苦生活，也塑造了若干可悲且可恥的漢奸形象。
沒有現代國家的概念，沒有個人權利的觀念，也沒有堅定而恆久的信仰，導致了中國人習以為常、根深蒂固的奴性。因此，當甲午海戰在北方炮聲隆隆的時候，中國南方各省的官僚和將領們卻認為，這是日本與北方人、與李鴻章的艦隊交戰，跟我們沒有什麼關系；當幾名日本士兵將幾千南京軍民押送往屠殺之地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挺身反抗，其實當時那幾個日本兵心里充滿了恐懼，反抗未嘗沒有絕處逢生的可能，但就是沒有人敢去把握這種機會。
日本陸軍隨軍記者赤星為光在一篇報道中寫道︰“支那人好像傾城美女，既取悅于清晨來的源家客人，也討好傍晚來的平家客人。他們既然歡迎日本軍也歡迎國民黨軍。他們就是這樣的國民，根據生活意識而發揮了這種奇妙的民族性。”
日本在上海的僑民領袖橋本五郎次在一次訪談中指出︰“我曾經作為江北方面的組織班長去海門執行任務，當地民眾看到我，都連連稱我‘東洋先生，東洋先生’。向我們鞠躬表示歡迎。我們巡視海門城時大街小巷都掛滿了太陽旗來歡迎我們，讓我們感覺自己是個王侯。然而到了夜里，一旦夜幕遮住了哨兵的眼楮，那些太陽旗不知何時又變成了青天白日旗了。經調查了解到，因為一到夜里附近就有游擊隊進來活動。而一旦天蒙蒙亮那些青天白日旗又換成了太陽旗。那些支那人仿佛什麼也沒有發生似的，人人都是一種得意洋洋且若無其事的表情，真是有意思。”
這些記載並非侵略者對中國的有意的丑化。我們需要由此開始痛苦而深刻的自省。魯迅在概括中國的歷史時說過，中國人從來就沒有爭到作為人的自由和尊嚴。數千年來，中國人的生存狀態無非有兩種，一種是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另一種是沒有坐穩奴隸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老百姓可以忍受本國獨裁政權的統治，為什麼就不能忍受異國佔領軍的統治呢？這種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國民劣根性，是幾千年專制制度所結出的惡果，也是中國走向現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大障礙。
今天，回顧這段充滿了光榮、也浸透了恥辱的抗戰史的時候，我們應當直面民族的奴性與劣根性，也應當呼喚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有一位西方哲人說過，戰爭是一個民族自我淘汰的過程。沒有一個民族喜歡戰爭，但每個民族遭遇戰爭的時候，都會把它作為對自我的考驗和挑戰。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有的民族無法應對殘酷的戰爭，在異族入侵的壓力下滅亡了；有的民族則在戰爭的血與火中洗掉自身的污垢，像鳳凰涅�一樣獲得了重生。
抗日戰爭中的中華民族屬于後者。比起抗日戰爭的光芒萬丈來，民國以來的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內戰，不是顯得荒唐可笑，就是相形之下黯然失色。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寫到︰“中國軍隊對貴國遭受野蠻侵略所進行的英勇抵抗，已經贏得美國和一切熱愛自由民族的最高贊譽。”這種榮譽是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之後才得到的，這種榮譽是數百萬計的抗日將士用生命換來的。
如同浴火重生的鳳凰，中華民族洗去了一百年的屈辱，掙脫了一百年的鎖鏈，贏得了抗日戰爭輝煌的勝利，也贏得了世界人民由衷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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