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夾錫錢連老百姓都看不上，他居然當救災款讓我們運到川蜀去，合著他沒安好心呢。難怪那方七佛原封不動的還了我們，他定是開箱查過了。”
“夾錫錢”創始于宋崇寧二年，在鐵錢中加入錫，使錢幣變脆，主要是防備北方遼、金兩國大量收購南方的鐵制錢幣，然後熔煉制作兵器，只是質量太差，老百姓根本不買賬，基本沒人用。
《宋史•食貨志下二》︰“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詔鑄於陝西……其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清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財計一》︰“蔡京當國，凡以金銀絲帛等貿易，勿受夾錫錢者，以法懲治。蓋其時有以金銀為用者矣。”
宋朝的法定主幣是銅錢，其實主要材料為銅、鉛、錫的合金，學過化學的人都知道，純銅很軟，而且極易氧化，生了銅綠後很難看，這三項比例由北宋天禧年間到南宋嘉泰年間發生了極大改變︰含銅量由62%至72%降為56.5%，用鉛量由20%至27%增為40%，用錫由8%至12%減為3.5%。
宋仁宗康定年以前，官方沒有鑄行大錢，民間行用的是清一色的小平錢。宋仁宗康定年始，在陝西行用大銅錢。宋神宗時，折二錢廣泛行用，在當時行用的銅錢中，已佔相當比例。
宋徽宗時，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清明上河圖》上的情形可以借鑒，于是大量鑄行當十錢，根據劣幣驅逐良幣的規律，在民間流行的，大約應主要是當十錢。當十錢前後鑄了數種，大抵是用鑄三個小錢的原料鑄一枚當十錢，這就使銅錢的價值實際降為原先的十分之三，銅錢購買力理所當然地要隨之下降。
康定、慶歷大錢在當十的時期，顯然是規定價值與實際價值不符。陝西此時期的物價上漲，與當十錢的行用直接有關。宋徽宗時鑄行的當十錢比宋仁宗時行用範圍廣、數量大，此時期的通貨膨脹與當十錢的泛濫有直接關系。
宋朝建立伊始，政府就在維持充足的銅幣供應方面遇到了困難，而且如果經濟持續增長，銅幣供應量也應當隨之增加。當時的標準錢幣面值為一錢，但神宗時期曾鑄造過當二錢的銅幣。對于金額較大的交易，人們通常用貫做為計量單位，名義上一貫等于一千錢，但由于銅錢短缺，政府允許在繳稅時只支付七百七十錢。政府還采取其他措施來緩解銅的短缺，包括開采新的銅礦，降低錢幣中的含銅量，允許用銀兩繳稅，在北部邊境和四川發行鐵錢，嚴禁熔化錢幣，在谷物交易和茶、鹽專賣中使用票據或度牒，有時候還會發行紙幣。1085年，貨幣發行量達到頂峰，政府一年共發行了六百萬貫銅錢（是997年的7.5倍）。錢幣不是在一個地方鑄造好後運往全國，而是在二十多個地方鑄造，然後在本地流通。由于新政時期鑄造了大量的錢幣，以至于嚴重消耗銅材，神宗之後各朝鑄幣量減少，導致11世紀末對錢幣的需求嚴重得不到滿足。有宋一代，因此經常鬧錢荒。
蔡京1102年就任左僕射後，開始推動鑄造面值較大的錢幣，包括當十錢的大銅幣和價值三錢的錫鐵合金貨幣。這兩種方式都讓政府無須開采新銅礦就可以擴大貨幣供應量。同時，既然各種紙幣的使用量在不斷擴大，盡管大部分仍局限在四川地區，有理由設想人們也許會接受另一種法定貨幣，即沒有相應內在價值的貨幣。此外，在11世紀40年代初，由于邊境貨幣短缺，政府曾鑄造過當十錢來充當軍費開支。
首先，某些州縣在1103年被告知，他們的鑄幣廠要轉而鑄造當五錢，另一些州縣則要鑄造當十錢。每年的額度定為三十萬貫銅錢和兩百萬貫鐵錢（依舊遠低于1085年的最高紀錄六百萬貫）。政府並沒有試圖打壓私人鑄造一錢幣，因為其中沒有什麼利潤。為了遏制私鑄高面值的新錢，政府將造私錢者招募到新的鑄幣廠工作，同時對偽造私錢者處以重罰，此外還決定在一些地方鑄造夾錫錢。過去使用的當兩錢被收集起來，回爐後重新鑄造為當十錢。每個新錢的重量是一錢的三倍。1104年正月，新鑄造的錢幣被分成以下幾部分︰在全部六十萬貫中，一半交給戶部，二十萬貫交給內藏庫，還有十萬貫交到元豐庫，即所謂的左僕射庫。1105年，刻有徽宗御制書法的當十錢發行。每貫重十四斤十兩，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鉛四斤十一兩六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還有一斤五兩的廢料。
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覺睡醒，忽然發現“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也就是說，台州城鬧“錢荒”了，市面上幾乎找不到一枚銅錢流通了。這是何故？原來，市面流通的錢都被日本商船收購走了。這些日本商船“先過溫（州）、台（州）之境，擺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與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銅錢而止，海上民戶所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貫文者，止可十貫文得之；凡值千貫文者，止可百貫文得之”。日本看中宋朝的銅錢，低價出售日貨，大量回收銅錢，“以高大深廣之船，一船可載數萬貫文而去”，難怪台州一日之間發生“錢荒”。
宋朝小平錢當時在周圍國家都非常受歡迎，除了日本，西夏，大遼，簡直供不應求，因為鑄造手段遠超周邊這些國家。許多宋朝人認為，是銅錢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錢荒”。宋朝經濟發達，與日本、東南亞、阿拉伯乃至非洲開展密切的國際貿易，宋錢差不多成了這一貿易區的國際貨幣，有點接近今日美元的貨幣地位。不但日本“所酷好者銅錢而止”，交趾跟宋人交易，也“必以小平錢為約；而又下令其國，小平錢許入而不許出”；爪哇國也用胡椒交換宋錢。今天在東非、印度、波斯灣等地，均有宋錢出土。宋人說︰“緡錢原為中國財寶，而今四方蠻夷通用之。”並不是夸張之詞。這些與宋朝通商的國家，“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銅錢不售”。為阻止銅錢外流，當時有人提議︰干脆關閉貿易港，中斷與外商的貿易。認為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這當然是一種很愚蠢的想法，幸虧宋朝政府並沒有听從。
銅錢不夠，為什麼不用金銀？對不住，有宋一代是金禁的，所謂的金禁，是特指禁止熔煉黃金制作某些制品。宋代金禁特盛，其出發點主要有二︰一是以此作為抑奢的手段，二是出于對黃金的愛惜。
大中祥符八年（1015），詔書說︰“內庭自中宮以下，並不得銷金、貼金、間金、鷄@稹⑷ 稹 飩稹⑻藿稹 萁稹 鶻稹 嘟稹 憬稹 秤敖稹⑴探稹 稹 鶼 鈾孔爸 路 壞靡越鷂 巍Ｆ渫饌コ際 遙 さ媒 稀３濟窬捎姓擼 摶輝灤 匾孜 嫦袂骯┬ 鎩Ｓλ鹿圩骯Φ掠媒鴆 刖叩釵徽嫦襝院顯魴藪叢焓 偎境倫純被嵋枋滴拋啵 礁 荊 樅 臼章頡Ｆ涿鶻 凹俟 濉 稚碇 啵 鷂 安飾錚 第 耙延姓擼 換倩擔 雜 そ Ｎフ擼 溉思骯そ辰宰 ！ br />
金禁並非全是一紙空文，宋真宗時，曾將犯金禁的後苑匠、杭州民周承裕、商販鄭仁澤等發配遠方。宋真宗自泰山封禪後返京，他看到前來迎接的杜妃衣銷金衣服，大怒，不久即下令讓杜妃出家入道觀為女冠，而杜妃乃是皇太後杜氏的佷女（或佷孫女）。甚至還規定“契丹國信物舊用金為飾者並易以錦繡”。“弓弩院所造戎器用金飾者以他物代之”。還讓榷場通知遼朝人，不要販賣銷金物品給宋朝人。宋英宗時，外戚李 犯銷金罪，宋英宗本擬嚴辦，已將犯人入獄，後有人指出，李 乃宋仁宗舅，不宜治罪，宋英宗考慮到自己同宋仁宗的特殊關系，才令人將此事化解。這雖然是個沒有執行金禁的例子，卻同時也表明宋英宗對金禁的態度還是認真的。《宋會要輯稿》帝系四之一七載，不久，皇親、同知大宗正事趙宗旦的妻子沈氏“服其姑德妃所遺銷金衣入禁中”，趙宗旦因此被判罰款，並被推遲晉級時間。宋神宗時金禁松弛，但宋哲宗時又轉嚴。
再來看看白銀，我們先來看看他和小平錢的兌換率，宋真宗天禧末年是100：5.7，宋神宗時期是100：7.27，前文我們已經講過，宋代的官員工資非常高，基本五品以上干實事的官員基本都是高薪養廉，而縱觀金、銀在宋代財政收支總數中，大約只佔2%上下，不會超過5%，到了發工資的那一天，你不可能真的讓那些高官弄些牛車來拉銅錢，太招搖，面子上也不好看，為了大家方便，自然是給這些人發了一部分白銀。
那多出的金銀到哪里去了？金、銀在宋代既是制造奢侈品的原料，又在許多情況下可代替錢使用，此外金、銀又有價高、不易銹蝕等優點，所以人們對金、銀格外珍愛，統治者也不例外，所以，他們要求將稅收中一部分金、銀直接輸送由皇室支配的內藏庫。所以從這里可以看出，金銀只在皇帝和大官之間流行，或者說的直白點，只在有錢人間流通，老百姓基本沒機會見到。
每年鑄造的新錢投放市場將那些殘幣抵消後，民間的錢只會越來越多，畢竟硬通貨比紙幣的質量可經久耐用多了，除了那些每日疊銅板練刀的大傻子除外。那錢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澱”下來了。換成當下的說法，“‘錢荒’不是因為沒有錢，而是錢沒有出現在正確的地方”。大量的銅錢，在流動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來不動彈了。這里的“銅錢沉澱”，包括政府的貨幣化稅收將大量錢幣回籠（這部分貨幣從國庫流回市場需要一個過程），也包括民間的儲蓄風氣。因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積貯銅錢的習慣，庫藏起來的錢叫作“鎮庫錢”，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而未嘗用也”。宋人發現，“國之錢幣，謂之貨泉，蓋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鏹不出，故民用益蹙”。錢幣被大量貯藏，致使流通領域的貨幣短缺，南宋時，朝廷便出台了一個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其他的銅錢必須變換成金銀、鈔引之類。但以宋朝松弛的社會控制，這樣的法令肯定是無法執行的。
宋朝富室又為什麼熱衷于收貯銅錢？因為銅錢能夠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曾發行紙幣，北宋時叫交子，南宋時叫會子，尤以會子的流通範圍更廣。但紙幣作為信用貨幣，如果國家超發，就會迅速貶值，南宋後期的會子就貶值得厲害，第一界會子可以兌換近800文銅錢，發行到第十八界時（南宋後期），每貫會子只可兌換銅錢不到200文。這便導致出現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人們拼命花掉紙幣，貯備銅錢。南宋人楊萬里說，“今之所謂錢者”，富商與權貴“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積而不泄，滯而不流。至于百姓三軍之用，則惟破楮券爾”。而紙幣超發，錢的面值會貶值，但銅本身的價值卻是穩定的，宋代大量鑄造銅錢，使得銅錢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貫錢價值一千文，但如果將一貫錢熔成銅器出賣的話，其值將超過一千文，如此一來，“毀錢鑄器”便成了有利可圖之事，于是，“江浙之民，銷毀錢寶，習以成風”，“奸民競利，靡所不鑄，一歲之間，計所銷毀，無慮數十萬緡”。而江浙正是兩宋“錢荒”的重災區。
面對反復出現的“錢荒”，宋朝政府的對策是實行嚴厲的“錢禁”，即禁止銅錢外流，禁止民間私自毀錢鑄器，限制民間儲藏銅錢。這一思路看起來是對癥下藥，實際上經不起經濟學的考驗。宋朝的“錢荒”並不是因為貨幣總量供應不夠，而是貨幣循環過程中出現的“短缺假象”，貨幣總量既然充足，那麼，“錢禁”“銅禁”不但毫無必要，而且破壞了市場本身的調節功能。在自由市場中，假如銅錢供大于求，錢的購買力就會低于銅本身的價值，這時候，市場自會驅使人們將銅錢熔為銅器，使市場的銅錢流通量減少，幣值回升；假如銅錢供不應求，市場也會鼓勵“錢監”（宋朝的造幣廠）鑄錢，並吸引民間儲藏的錢幣流回市場。這樣，銅錢的市場流量跟市場需求之間，會自發地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m.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