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在豐年囤積糧食，以備不時之需。然而糧食的儲備，又不能太單一，這就有點像現代的金融。
就像是不能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一樣，糧食的儲備要分門別類，按照不同的種類不同的類別進行儲存，特別是對于軍糧的儲備。
一旦梅城遭遇敵人圍攻，被困城中，與外界失去聯系，運糧之路被切斷，就可立刻開啟糧倉。
“國家大本，食足為先”。
糧食儲備問題關系國計民生，是古今中外皆關注的大事。
夏朝，倉儲制度正式成為國家的一項重要財政制度，此後的各朝各代也無不把儲糧問題擺在治國安邦的重要位置。
儲糧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帝王的戰略思想之一。帝王們都懂得“廣積糧”的厲害所在，都明白儲糧起著“平抑糧價，調控市場；賑災備荒，安民固本；供養軍隊，備戰應戰”的作用。
“深挖洞，廣積糧，高築牆，緩稱王”，就是當年劉邦實力不夠強大時的十二字方針。
“深挖洞，廣積糧，高築牆”則是朱元璋的九字方針。
他們無不懂得“廣積糧”的重大意義所在。元末時天下大亂，群雄並起，人人皆在爭奪天下，朱元璋之所以能取得最後的勝利，與“深挖洞，廣積糧，高築牆”的九字箴言是有一定關系的。鍋里沒幾兩米就開幾千人的飯，無異于扯張虎皮來做大旗，不過狐假虎威而已。
古代，不僅只有朱元璋和劉邦這兩位君主懂得儲糧的重要性，歷代王朝的統治者都十分重視中央倉儲的建設，而且也十分注重地方政府儲糧。
漢代時，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開始營建新都長安，首批重點建設工程就包括了太倉。
除太倉外，中央直接管理的糧倉還有位于甘泉的甘泉倉、華縣的華倉、左繳附近的細柳倉和嘉倉等。
歷代王朝除狠抓皇糧國賦入庫外，還積極拓展其它的籌糧渠道。例如宋代，不同類型的倉廩有不同的糧食來源。
正倉亦稱官倉，其糧食來源主要是皇糧國賦；各州、縣的義倉，主要是從官收的春秋二稅中，每石另收一斗儲倉；常平倉的儲谷主要是每年夏秋兩季以略高于市價收購，其本錢由國家財政統籌撥付；廣惠倉的倉米來源是官府對無人耕種的絕戶田募人耕種所收的租谷；社倉主要為官府提供谷本，收“息米”，同時也通過勸捐和勸借的方式，面向富民，籌措谷本。
歷代封建王朝的倉儲制度中均存在較多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倉吏腐敗，虧空嚴重；儲備不足，調控乏力。為解決這些問題，封建王朝十分重視加強倉儲管理。
一般說來，中央財政最高行政長官是全國倉儲的最高主管，其下另設專門的“倉官”負責倉儲事宜。如明代，戶部掌管全國錢糧，各省由布政司分理，無論京庫錢糧支用還是地方存留與上解，都須遵循戶部的細則定例，並接受戶部的審核。
對不同類型的倉儲，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如常平倉等官倉，主要由各級政府機構管理，而義倉、社倉、預備倉等民間倉儲，則在官府的指導下，主要由民間紳士自行管理。主要的管理制度則有兩點:
第一，制定較嚴密的管理條規。例如，秦代有專門的《倉律》，規定嚴格；西漢設有專門的會計簿冊，詳細記錄倉儲谷物的數量、品種、出入、經手人、核驗等，上級官吏也會經常檢查；
第二，加大懲罰的力度。譬如清代雍正元年至三年(1723-1725年)期間，雍正連續發出有關清查錢糧虧空的上諭三十余道，並派朝廷官員協助清查地方錢糧虧空。在清查過程中，雍正皇帝下諭:即便涉及高官與貴族，也決不寬貸。對貪贓的官員，一是抄家，二是罷官，嚴重者處以極刑。
然而現在遠遠都沒有達到能夠儲備很多糧食的條件，老百姓的溫飽還是一個大問題。創業者總是艱難的，但是未來的收獲是很可觀的。
大面積的農業種植，以及大面積的生產，高效化的生產能夠提高糧食產量。
改革，每朝每代都推行過。在西漢的時候。有一個名叫桑弘羊的人物。
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西漢法家人物、理財家。出生于洛陽。
桑弘羊父親是商人，桑弘羊是洛陽有名的大富豪桑家的公子。桑家是洛陽首富，桑弘羊是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少年時代，他就“以心計”，而不用籌碼進行運算而享有盛名。
十三歲就擔任了侍中，開始在漢武帝身邊工作。
三十三歲時，與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言利析秋毫”，對經濟的分析十分深刻，從而得到了漢武帝的信任。
公元前115年，孔僅升為大農令，桑弘羊接替他擔任大農丞，掌管會計事務。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成為搜粟都尉，同時兼任大農令，掌管全國的租稅財政。漢武帝末年任御史大夫，仍兼管財政。
元狩年間以後，在桑弘羊的參與和主持下，先後實行了鹽、鐵、酒官營，均輸、平準、算緡、告緡，統一鑄幣等經濟政策。
此外，桑弘羊還組織了60萬人屯田戍邊，防御匈奴。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暫時緩解了經濟危機，史稱當時“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漢朝初年，國家對錢幣的鑄造采取放任的政策。當時不但錢的大小、輕重不一，錢幣的重量與實際重量相差懸殊，因而盜鑄錢的風氣盛行，影響了經濟的正常流通和通貨膨脹。
到了漢文帝五年（前175年），政府更撤除了禁止私人鑄錢的命令，放任大家自由鑄錢，因而幣制更加混亂。
一些豪強和大商人，常常在銅內雜入鉛、鐵，鑄大批的劣錢來謀取暴利。
政府雖然一再禁止和打擊，但因為有利可圖，而且鑄錢者又多是一些有權有勢的人物，所以並不能制止私鑄的大量劣錢混入市場，破壞社會的正常經濟生活。
漢武帝為了整頓財政，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整頓過一次貨幣，但效果不好。當時造了三種貨幣︰一是皮幣，用禁苑里養的白鹿皮制成，每個一尺見方，上面還繡上五彩花紋，每個值錢四十萬，它是作為諸侯王朝覲皇帝時墊璧的禮品，所以只在上層貴族中流通和使用。
另一種是白金，這是用少府庫存的銀、錫作的合金幣，分值錢三千、五百和三百三種；第三種是取銷半兩錢改鑄的三銖錢。還規定，盜鑄錢者要處死。這次改革因為品類復雜，幣值的規定又不合理，所以不但使用不便，而且一些人紛紛去盜鑄比值很大的白金幣，所以第二年就放棄了三銖錢而改鑄五銖錢。當時雖然因盜鑄錢政府抓了數十萬人，仍不能制止盜鑄劣錢，所以市場和貨幣仍然比較混亂。
元鼎四年（前113年），為了徹底整頓貨幣，漢武帝采納了桑弘羊的意見。他的意見主要是︰取銷郡國鑄錢的權利，由中央政府指定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屬鐘官、技巧、辨銅三官分別負責鼓鑄、刻範和原料；郡國把所鑄的舊錢銷毀，把銅送到中央；廢除過去鑄的一切錢幣，而以上林三官鑄的五銖錢為全國唯一通行的貨幣。
這次幣制改革是成功的，從此以後基本上制止了私鑄劣質錢幣的流通，從而不但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且穩定市場和流通，起到了鞏固西漢統治的作用。
因為這次貨幣改革，首先將全國的銅材集中在中央，由上林三官統一調撥，使私鑄者得不到鑄錢的原料；
其次，價格標準與重量標準一致，這次所鑄的三官五銖錢，實際重量也是五銖，因而減少了貨幣毀銷改鑄的流弊；
第三是鑄幣技術提高了，鑄造的工序比較復雜，盜鑄者造起來比較困難，容易得不償失。
這次幣制改革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鑄幣權完全收歸中央政府的一次創舉，它最終將漢朝的幣制穩定下來，使漢朝的五銖錢成為質量穩定的錢幣，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余年而通行不廢。